咸魚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維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質(zhì)化模式化，出門跑現(xiàn)場，看來看去都是那幾個人；總是去九眼橋的蘇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張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樣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劉沛腦子都有點鈍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個問題總橫在腦子里，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在老家當(dāng)死咸魚呢？

堅持了近兩年后，唐果決定放棄北京。每個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飯，晚飯是幾串麻辣燙加方便面，三塊錢搞定。發(fā)工資那幾天，才去吃一頓呷哺呷哺。這樣的開銷，勉強維持基本的溫飽。買大件就算了，像筆記本電腦花了3799塊，還是她媽瞞著家里人給她匯的。家里倒是不差錢，唐果她爸種西瓜，搞沙場，每年能掙個五六萬。

電話那頭，消了氣的爹娘開始天天召喚：回來吧，考個老師，起碼是個鐵飯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卻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終擊垮唐果的現(xiàn)實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點過下班回家，橫豎開不了門，發(fā)現(xiàn)鑰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來中介把別人快到期的房子轉(zhuǎn)租給了她，另收取中介費600元。第二天唐果報警，警察懶洋洋說這事我們沒法解決。這起租賃糾紛以唐果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臉告終，凈虧損600元。

二、萬惡的地鐵。為了方便到圖書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環(huán)的上地。這意味著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八點，她需要在13號線煉獄――這是“蟻族”的生命線，繁忙時段的密度不亞于2008年冰災(zāi)時的廣州火車站。那些素顏的、打著哈欠的、沒來得及系領(lǐng)帶、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輕人奔跑著涌來，成為候車隊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點，地鐵管理者為了控制流量，設(shè)置了重重鐵柵欄，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長。即便成功上了地鐵，也是“擠得五臟六腑都出來了”，時不時有人卡著地鐵門，還得靠門外使勁一推，咳，地鐵門這才關(guān)上，安心開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擊：圖書公司來了一個城里姑娘，機靈又會來事，村里來的唐果是根直腸子，迅速被比下去，辭職了。

2011年5月，唐果決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