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浙江的博士生盧敦基寫于深夜，通過錢報獨家發(fā)布

雖未朝夕左右，畢竟其為幸也

盡管先生的身體不好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對此噩耗仍然沒有心理準備。一直來心想，年逾百歲，當今似乎也不是特別稀罕的事吧。所以當報社朋友的電話鈴聲響起時，我在電腦面前傻坐著，不知道應該做點啥。等到放下電話，決定還是遵囑追憶一下舊事吧。

第一次知曉先生小說

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是在一個非常意外的場合。那是1981年的9月底，我與幾位大學同學乘坐費時一天的長途汽車前往黃山旅游。前座有一對年輕夫妻，男的向女伴另一方向的鄰座拿了一冊書，頓時低頭苦讀，渾不理旁邊女伴的拉、扯、嗔、怒。當時我雖年輕不諳情事，但也覺得此男人有些過分，于是好奇心起，立身張望，見書中有“陳家洛”三字。當時內地出版的文學書籍并不算太多，我又性喜閱讀，絕大多數(shù)書一看內容即能知曉書名，但此書確實未見過，所以仍不明所以。待到黃山歸來，有同學神秘兮兮地給我一冊書，讓我不要聲張，悄悄地看。這部《書劍恩仇錄》上冊，作者為金庸，紙張粗糙，裝幀簡單，當時也沒在意。讀了兩三頁，真好比林黛玉讀《西廂》，直覺“詞藻警人，余香滿口”。七八十頁后，“陳家洛”赫然出現(xiàn)，此時想起那個男人，也覺并非過分了。

第二天拿到下冊讀完。當時在想：我也是讀中文系的大學生，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只要是有中文版的，也算大致有些知曉。為何這么好的一本書，從未有師友提起，也從未見有文學史講述？難道是自己的文學批評能力完全失靈？又抑或是眾人皆盲，渾不知該小說為何物？一時懵懵懂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第一次與先生見面

同樣，第一次見到先生，也是一個意外的場合。

那是1997年的一個春天。當時浙江大學尚未與杭州三所高校合并，金庸先生當時為浙江大學中文系設立了一個獎學金，該系要舉行一個儀式。由于我素喜金庸，名聲在外，我的大學同學、系主任徐岱讓我代表他們做一個發(fā)言。記得那天是4月4日，上午在浙大一個會堂舉行了儀式，我寫了一頁A4紙的發(fā)言，讀了。下午是安排在杭州植物園的某處草地上座談。那天氣氛特別輕松，參加者皆以青年教師為主，所以毫無忌憚，記得我熬不住提了兩個久思不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先生的武俠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總是出人意料，可以說是異想天開，但又合情合理，極為吸引讀者。那么這些情節(jié)是怎樣寫出來的？有小報說：先生寫作，碰到寫不下去的難關，便召集眾友，讓大家談情節(jié)發(fā)展的設想。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筆，方法是避開所有人的建議。請問先生是真的這樣嗎？

金庸先生聽罷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

我也頓時明白，不由慚愧地笑了。當然，真實情況我是很晚才知道的：當時先生辦報，經營、寫作均親自為之，寫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諸多雜事后匆匆動筆，很多時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門外的，哪來這許多的悠閑？好事者揣測之詞，也是意料中事，但本不應該成為吾輩粗通文學之人的問題啊！事后反思，還是愛之太甚，轉為迷惘所致。

至于第二個問題，問得雖較內行，沒有弄出笑話，但也是人云亦云，不值一提，盡管他的回答對我啟示尤深。

兩年后的同一天，我的《金庸小說論》初稿寫完。

最后一次會面

2003年，我有幸成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職讀博。其間先生多次來杭，經常在中午休息過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廳找一張桌子，與我們聊上幾個小時。或問學業(yè)，或評時賢，抑或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有當時聞即喜者，也有思考許久方悟者。至于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先生閱后，更加寫下長篇批語，指出研究方法方向。在先生的指導下，在就職單位的支持下，我通過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

2011年的元月，我與一友人專程赴香港拜見先生。先生在中環(huán)一酒店設宴。那天我也覺得先生的身體已不如往昔，證據(jù)是初次見面時先生打招呼有些遲鈍，全不似原先的輕快靈動。但飯吃到一半，先生重煥光輝，有問即答，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天在場的還有先生家鄉(xiāng)海寧市的領導，皆為共同見證。先生座中為我博士論文題字。日后付印，就是用的此題簽。

先生在我眼中為何許人物？借用一下晚清吳汝綸談其恩師曾國藩的一段話吧：

文正公之為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后，而遙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載數(shù)十載之后，而近在百載數(shù)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戚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無千載百載數(shù)十載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勢，或間阻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shù)十載之相望，又且不限于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為幸也至矣。

我雖遠未朝夕左右，也深知自己之幸運。因為當我寫完金庸小說論著之后，我對先生有了自己的體認。簡截說來，先生已經進入中國文化的偉人之列，當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持續(xù)地放射異彩。他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國武俠小說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俠小說完全以現(xiàn)代思想為內核，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是站在時代前列的人。他的文化成就，將長久為后人學習記取。

社會上不時有人非議先生的武俠小說。對此問題我專門做過思考。確有一部分讀者看武俠小說就頭暈，以為它脫離現(xiàn)實、胡編亂造。但這實在僅僅出于他個人的興趣、習慣和愛好。事實上《西游記》也有許多人不喜歡，今天還有不少人宣稱看不懂《紅樓夢》，這種言論作為個人的批評也不甚妥，作為負責任的評論則更是遠其甚也。如果按中國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雅俗共賞，先生的小說毫無疑問已在杰作之列。試問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又有哪一人能夠以他筆下的人物、故事、詞匯、場景等等如此直接、如此頻繁地進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當然走紅一時的文藝作品也經?？梢?，文學史家的辦法是再引入一個時間的坐標，俗稱“須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先生作品，自1955年乍現(xiàn)人間，至今已有一甲子之久，足夠“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個整體輪回。大浪淘沙之下，其余武俠作品大都已經淡出，贏者通吃其實不僅限于商業(yè)領域。先生小說之偉大于此可見。嗚呼！世運推移兮，哲人其萎。先生之風兮，山高水遠！

2018年10月30日深夜匆匆

（本文作者為浙江省社科院學者、金庸先生的博士生）

盧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