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時機，一次到位”

正是在上述“純?yōu)轸[劇、不足為懼”，“野田首相左右為難”，“國有化也有其正面作用”等輿論誘導的攻勢聲中，不少日本鷹派戰(zhàn)略家紛紛出謀獻策，主張當局把握時機，得寸進尺。其理論根據(jù)是，“百病叢生、難題堆積如山”的北京，此刻不可能采取強硬的政策，更遑論允許民眾上街示威抗議。道理很簡單，對于當局來說，特別是在十八大召開前夕，沒有什么比維穩(wěn)更重要。

針對這些謀士的冒進主張，日本國內(nèi)也有一些同樣出自日本“國家利益”立場，不反對行使“集團自衛(wèi)權”，但卻擔心過于偏激的做法將使日本在外交上從主導地位轉為被動的官僚和學者。持此類觀點者包括前外務省條約局長東鄉(xiāng)和彥等。他們認為，當局一口否定中日兩國之間存有領土紛爭的說法，未免過于勉強，在國際社會欠缺說服力，也與日本要求韓國對竹島(韓國稱獨島，并否定日韓之間有領土紛爭)問題進行談判的立場自相矛盾。

但這些相對“穩(wěn)重”、“洞察國際形勢”的“國際派”(實際上也是“國益派”)保守人士的看法，并未受到重視。因為在野田政府及其智囊們看來，正如一名已故日本“中國通”數(shù)年前鼓動小泉首相大膽參拜靖國神社時所持的立場與獻策一般：只要事前進行周密的安排，并做好心理準備，日本忍受得起與鄰國在一定時間內(nèi)的關系惡化，問題不會壞到哪里去。

“大局為重”與“斗而不破”

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心和結論，自認為摸清中國底細的“中國通”深信，中國對日問題的思考，歸根結底，離不開“大局為重”與“斗而不破”的套路。所謂“大局為重”，在東京看來，其實就是能忍則忍，即“小不忍則亂大謀”；至于“斗而不破”，則被他們解讀為隔靴搔癢、“壞不到哪里去”的理論依據(jù)。

為此，這些謀士建議在領土問題(或者歷史問題)向前邁進一步的同時，堅持“政經(jīng)分離”的政策，并加強外交與文化交流(滲透？)的工作。在他們看來，只要這經(jīng)濟、外交與文化“三管齊下”，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石原、野田雙簧劇之所以越演越逼真，“中國通”的上述調(diào)查與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不過，在日本9月11日“購島”之后，北京當局及中國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應，不能不說遠遠超乎了野田政府及其智囊的意料。原本試圖游說北京相信“國有化”對中國也有好處的《朝日新聞》，不得不驚呼“日中面臨最大的危機”，呼吁日本政治家在采取“毅然”態(tài)度的同時，傾其全力搞好外交工作。

與此同時，不少日本主流媒體在刻意突出“反日”群眾“暴徒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憤怒的中國這回“真的很生氣”。中國海洋局派出海監(jiān)船巡航是一個例子，當局在一定程度上默許“理性愛國”的群眾游行示威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是另一個例子。至于商務部官員表示“中國消費者有以理性方式表達其看法的權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評論家解讀為迄今為止讓日本占盡便宜的“政經(jīng)分離”美好時光可能將一去不復返。盡管他們口口聲聲強調(diào)經(jīng)濟制裁是“雙刃劍”，認為中國不致于動用這一武器，但卻掩蓋不住他們對戰(zhàn)前“抵制日貨”時代的恐懼感。畢竟，已經(jīng)“喪失了20年”的日本經(jīng)濟，經(jīng)不起新一輪的經(jīng)濟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