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奧巴馬政府向亞太的“轉向”政策未來將如何演進時，李侃如表示，“轉向”政策既取決于亞太地區(qū)的事態(tài)情形，也取決于美國能否解決好國內問題。他說：“亞洲的領土爭端問題現在變得很突出，這些‘老安全問題’似乎暫時替代了如氣候變化等‘新安全問題’，也干擾了全球化議程。我希望在這些‘老安全問題’上不要發(fā)生意外事件，使我們難以回到新安全議題和全球化議程?！彼€強調美國向亞太的“轉向”政策不是要對付中國：“中國在亞洲的中心，美國需要的不是與中國的沖突，而是與中國的合作，合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沖突是最壞選擇，不是第一選擇?！彼Q“轉向”政策成為真正的對中國的限制的唯一可能是，“中國在亞太地區(qū)的行動和軍事態(tài)勢導致區(qū)內沖突或對中國的恐懼，那么美國就面臨來自盟國和伙伴國的壓力，要變得更加強硬”。

李侃如對美國與中國雙方對彼此長期意圖的猜疑“仍在增長”表示憂慮。他認為，美中之間的許多對話機制仍未能解決雙方對彼此長期意圖不信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解決，“其潛在的成本很高”?！耙苍S最終我們不得不要管理一種互不信任的關系，這也不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但相互信任無疑更易于管理關系?！崩钯┤缯f。他認為當前美中之間的對話機制都著眼于解決“眼前的短期問題”，“沒有一個真正解決長期的未來的問題”?！拔覀冃枰獙﹂L期的、未來的問題進行嚴肅對話，譬如我們對各自未來十年在亞洲的軍事態(tài)勢有何期待？各自軍事態(tài)勢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各自的核心關切是什么？”他建議將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重新分成兩軌，同時擴展中美戰(zhàn)略安全對話，每年進行不只一次的定期會談。

在談到奧巴馬新政府對華決策圈內是否會有中國問題專家時，李侃如說：“對我來說，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意味著他對中國的體系、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有足夠的研究，使他能夠理解中國決策的形成、程序以及如何詮釋這些決策。如果以此來定義中國問題專家，那么我認為奧巴馬新政府內助理國務卿之上的決策層內不會有中國問題專家。我想這是一個問題。國內因素往往對外交政策有很大影響，不理解對方的國內體系會帶來問題。”

李侃如最后對本網記者強調，美國與中國作為兩個全球性大國，兩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都很重要，兩國在廣泛的國際問題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兩國的共同利益是巨大的。“我們當然有著各自的國家利益，有時甚至會有利益沖突，但我們的共同利益是最主要的?！彼貏e指出：“沒有亞洲國家想在中國或美國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兩國在確保這些國家十年后不必面對此選擇上做得還不夠。如果這些亞洲國家真的面臨這個選擇，每個人都是輸家?！?記者 王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