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來回轉換者有之。例如楊成武,參軍后歷任紅四軍第十二師政治干事、連政委、教導大隊政委、團政委。長征途中,任紅一軍團第四團政委,與團長王開湘率部飛奪瀘定橋、突破臘子口、大戰(zhàn)直羅鎮(zhèn),享譽全軍,被軍團政委聶榮臻稱為“模范團政治委員”。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他改任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后任軍分區(qū)司令員、縱隊司令員。1947年,又改回去做政治工作,出任新組建的晉察冀野戰(zhàn)軍第二政治委員。1948年冬,再次改做軍事工作,任華北軍區(qū)第三兵團司令員、大軍區(qū)司令員、代總參謀長。
軍事領域與非軍事領域之間文經武緯者有之。例如:王震,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難困苦歲月,率三五九旅南泥灣墾荒;新中國成立前夕率十萬大軍挺進新疆,屯墾戍邊。張愛萍,受命參與領導國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試驗,完成地地導彈、原子彈爆炸實驗等多項核武器試驗的重大任務。呂正操,戰(zhàn)爭年代帶兵打仗,新中國成立后搞鐵路建設,“打日本、管鐵路”成為他一生“三件大事”中的兩件。趙爾陸,擔任共和國首任軍工部長,毛澤東在看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資料片時,贊揚陪看的趙爾陸:“你現在也是導彈內行了!”
以上是對“開國上將”群體特征的一個整體性描述,具體到每一位上將,又各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值得我們好好研究。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個別上將后來喪失了立場和原則,犯了一些錯誤,甚至犯了罪,如黃永勝、謝富治。
(作者為軍事科學院原軍制研究部研究員、少將軍銜)
否定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是錯誤的
一個沒有民族英雄的民族,很難說是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在相當程度上說,是由眾多民族英雄用他們的赤膽忠心、大智大勇、熱血忠魂鑄就的。南宋末年蹈海殉國的民族英雄陸秀夫,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他是在今建湖縣建陽鎮(zhèn)出生的,這是鹽城人民的驕傲。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曾受到魯迅高度評價的明末紹興作家王思任的名言稍加修改,我們完全可以當之無愧地說:鹽城非藏污納垢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1943年,文學家錢杏邨(阿英)先生在鹽阜抗日根據地,曾編了四卷《鹽阜民族英雄傳》,內收鹽城歷史上民族英雄20人,第一位就是陸秀夫。如果全國各省市,能夠把該地區(qū)的民族英雄傳,都匯編成冊,將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優(yōu)秀教材。
我們應當懂得中華民族融和的過程。
我們腳下的廣袤國土,錦繡山河,并非自古皆然,從來如此。國土的形成過程,與中華民族發(fā)展的過程,差不多是同一的。這,伴隨著征服、被征服,入侵、反入侵,落后的游牧生產方式,企圖凌駕于發(fā)達的農業(yè)生產方式,而最終被農業(yè)生產方式所同化,連同游牧生產方式的代表人物——王爺、奴隸主、農奴主以及他們的駿馬、弓箭、牛羊、草原、大山。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融和過程,也是炎黃子孫賴以生存的疆域的發(fā)展過程。融和,多么溫情的字眼!而實際上,與融和一詞的表面色彩并不相稱的是,中華民族融和的過程,很少是在麗日中天、和風細雨下進行的。它伴隨著血與火、淚水與嘆息、“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奮起反抗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們,以宋代而論,無論是岳飛,還是文天祥、陸秀夫,他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譜寫了一曲中華民族的千秋正氣歌,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精神對中華民族的融和,是至關重要的。正是以岳飛、文天祥、陸秀夫為代表的抗擊入侵者的愛國精神,鼓舞、激勵了南宋各階層人民的反抗精神。已故歷史學家、西北大學歷史系陳登原教授在其名著《國史舊聞》第2冊中指出,“南宋之亡,不論在朝在野,不論為男為女,均有黍離之慟,麥秀之悲,荊棘在胸之念彌甚,填山倒海之志彌切,……此皆元祚不百年之注腳也”,這個見解很有見地。當代詩人、雜文家流沙河先生,為建陽陸秀夫紀念館書聯語“宋滅無降帝;陸沉有秀夫”,固屬絕對,更含義深長。有陸秀夫等民族英雄愛國精神光輝的照耀,在任何艱難時刻,中華民族也永遠不會陸沉!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當今社會上也有一些人,歪曲中華民族融和歷史,為侵略者及漢奸唱贊歌、評功擺好,貶低甚至勾銷民族英雄,對此,我們不可等閑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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