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葉，文章亦臻于極盛，誕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國文學史上傳承最久、作者最多、影響最大的文學派別。始創(chuàng)于康乾時代的方苞、劉大c、姚鼐，下傳到十九世紀的梅曾亮、方東樹、管同、曾國藩、吳敏樹、張裕釗、薛福成、吳汝綸、林紓等，薪火相傳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運動為止。據(jù)說有名可數(shù)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詩文集行世，故當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說。他們不僅有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佳作如林，精彩紛呈，而且有文學理論。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劉大c標榜文章的“神、氣、音、節(jié)”，姚鼐又細化成“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桐城派聲勢浩大，影響甚廣。中國文學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這樣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它成為批判的對象，被稱為“桐城謬種，選妖遺孽”。這時中國社會向近代社會轉(zhuǎn)型，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運動具有劃時代的豐功偉績，但它對傳統(tǒng)詩文的評論具有片面性。其實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產(chǎn)物，接續(xù)著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tǒng)，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是中國思想和知識的傳播載體，也有精華和糟粕之分，應該客觀正確地分析對待，不可一筆抹殺。
跨過清朝的乾嘉時代，中國迎來了狂暴急驟的西風歐雨，詩文的內(nèi)容和形式亦隨之大變。一是愛國主義精神發(fā)揚光大，充實了詩文的內(nèi)容；二是學習西方文明的思潮興起，詩文也隨之擴展新視野，歌詠新事物，產(chǎn)生新理念；三是改革與革命興起，詩文成為改造中國、振奮人心的武器。
近代愛國愛民的新詩文萌生于鴉片戰(zhàn)爭時，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龔自珍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開其端。鄭觀應有《關(guān)心時局，因賦長歌》歷述了中國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開，外夷勢跋扈，鴉片進中華，害人毒于蠱，鐵艦置炸炮，堅利莫能拒，諸將多退怯，盈廷氣消沮，割地更償費，痛深而創(chuàng)巨，何以當軸者，束手無建樹”。狄葆賢有《平等閣詩鈔》，感嘆“塵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陸竟如何，睡獅未醒千年夢，野馬行看萬丈過”（《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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