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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多情，喜愁善感，非常懼怕人生里的孤獨，所以，當(dāng)漢魏之際文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活躍于歷史舞臺時，那種渴求知己、懼怕孤獨的特征也就強烈地凸現(xiàn)出來。于是，便有了《古詩十九首》里的千古吟唱：“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愿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這是文人發(fā)自心靈深處的慨嘆，他們真心地希望：人生能有一群理解自己的聽者，有一個可以用來排遣、化解孤獨的場所。

于是，交游聚會便成了文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他們用來稀釋、排遣孤獨的重要途徑。正始年間何晏的客堂之上，曹魏末年的竹林之中，西晉時期的金谷園內(nèi)，乃至于東晉的蘭亭聚會、烏衣之游，都可以見到這一生活方式的承襲和發(fā)展。正因為如此，每當(dāng)文人必須遠(yuǎn)離朋友、知己，獨自跋涉于人生之途時，孤獨也就成了他們生命中的難以承受之痛，這從曹植的身上，可以見到它的清晰凸現(xiàn)。

作為曹操之子，且具天縱之才，曹植的青少年可謂風(fēng)光無限。建安諸子、楊修、吳質(zhì)等一批手握“靈蛇之珠”、懷抱“荊山之玉”的文人名士，猶如眾星捧月一般聚集在他和曹丕的身邊。然而，隨著他父親曹操的去世，巨大的孤獨便如影隨形地將曹植緊緊纏裹，傷感孤獨、渴求“聽者”的慨嘆，成了他筆下?lián)]之不去的內(nèi)容。“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yuǎn)人，愿欲托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zhèn)倚摹！保ā峨s詩》）這種無處言說的痛苦，一直糾纏、蹂躪著曹植，直到他生命的終結(jié)。

曹植之后的百數(shù)十年，又一文人出，終于為文人化解對孤獨的懼怕開辟了一個新的路徑，這個人就是生活于晉宋之際的著名田園詩人陶淵明。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放淵。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保ā稓w園田居》）早年的陶淵明也曾步入仕途謀發(fā)展，終因性格與官場相左而退回村野?！敖Y(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暄”（《飲酒》），退回村野的陶淵明自然是孤寂的，但他并沒有像曹植等人那樣執(zhí)著地在人群中尋求知己，也沒有到同儔的游宴聚會中去釋放孤寂的纏繞，而是以一種詩人的眼光在最世俗、最平凡、同時也是最為真實的人生層面尋覓詩意、捕捉美麗，由此來化解人生里的孤獨。“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fù)歡然有喜。”（《與子儼等書》）“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shè)而常關(guān)。策扶老以流息，時矯首而遐觀。云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nóng)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蛎碥?，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jīng)丘?！菛|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保ā稓w去來兮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同曹植等文人前輩不同，在陶淵明眼里，世間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親切、洋溢著詩情畫意。浮云、飛鳥、琴書、濁酒，欣欣向榮的草木，涓涓細(xì)流的山泉，親戚之情話，農(nóng)人之叮嚀，乃至于深巷里的一聲狗吠、一聲雞鳴、日暮黃昏中徘徊于村墟之上的一縷縷裊裊炊煙……這一切看似平凡、世俗的生活內(nèi)容，都足以使人心曠神怡，生命悠然，由此而進(jìn)入一種“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超越之境。

這是陶淵明的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在司空見慣的山水田園、農(nóng)家生活之中，陶淵明捕捉到了讓人心醉的詩情和美麗。同時，這也是陶淵明的一個重大發(fā)明，他在極其平凡的生活內(nèi)容之中寄托著自己豐富的情感而與之攀談對話，攜手相伴，把世俗生活的點點滴滴都納入到審美的層面去打量、欣賞、擁抱、親吻。從此以后，文人的生存也就不再孤單，他們可以在販夫走卒之間尋覓到人生的快慰，在俗世紅塵之中構(gòu)建著自己精神的家園，進(jìn)而獲取一種詩意盎然的人生。盡管陶淵明之后，文人的生活方式還是以游宴聚會為主，但是，一旦沒有了相互來往的條件，他們也就不再懼怕孤獨。這里面有一個典型的人物，他就是宋代的大文豪蘇東坡。

蘇東坡的骨子里頭是一個文人，他坦蕩、耿直、率真，充滿激情而又率性而為，具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當(dāng)他以一個文人的性格投入復(fù)雜殘酷、爾虞我詐的官場，自然也就會挫折不斷，命運多舛了。先是熙寧之時與推行改革的王安石政見不合而被迫離京外放十余年。接下來是元豐年間遭人陷害，以所謂的“烏臺詩案”而差一點掉了腦袋，最后還是由神宗格外開恩而被發(fā)配黃州，這才撿得一條命來。到元祐年間，更是因為見不慣新黨的作為而屢受迫害，先貶惠州、再貶儋州，被安置到大海之中的一個孤島之上。舉目四顧，滿眼陌生，除了幼子，蘇東坡再也見不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盡管在人生的旅途之上，蘇東坡同曹植一樣，飽受著打擊和孤獨的折磨，但兩個人的心境卻截然不同。在黃州，“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在惠州，“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至儋州，“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與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宋史·蘇軾傳》）

那么，面對著如此殘酷的人生，蘇東坡為什么就能夠超越曹植而心境坦然呢？蘇轍在《追和陶淵明詩序》中揭示說：“東坡先生謫居儋耳，……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保ㄒ姟短K東坡全集·和陶詩》）據(jù)此可見，蘇東坡之所以能夠超越曹植而沒有被打擊和孤獨所壓垮，是因為心中有陶淵明這個榜樣。更確切地說，是陶淵明開辟的文人生活的另一方式，為蘇東坡化解了人生里的困厄境遇和深刻的孤獨。

透過蘇東坡這個文人典型，我們有理由這樣認(rèn)為，在中國文人的生活史上，陶淵明具有轉(zhuǎn)折意義上的偉大，是他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讓多情的文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終能夠擁抱著詩意，從此也就不再懼怕孤獨。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