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秋季的武昌新軍起事，史稱“辛亥首義”。
“首義”一詞由東漢哲人王充（27—97）創(chuàng)用，其意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義”引申為首舉義幟、率先發(fā)難，唐人杜甫、韓愈有此用例。武漢首義一說，則見于孫中山1912年1月1日發(fā)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書云：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
本來，武昌新軍起義并非清末首次發(fā)生的反清武裝暴動，稱其“首義”別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孫中山率鄭士良（1863—1901）、陸?zhàn)〇|（1867—1895）等舉行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興中會、光復會及后來的同盟會于10余年間發(fā)動10多次反清武裝暴動，諸如——
1900年由保皇派與革命派聯手組織的武漢自立軍起義（又稱庚子自立軍起事），1900年10月鄭士良等的廣東惠州起義（又稱庚子首義），1906年12月同盟會策動的萍瀏醴起義（又稱丙午萍瀏之役），1907年5月同盟會策動的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又稱丁未黃岡之役），1907年6月同盟會發(fā)動三合會在惠州七女湖起義（又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復會徐錫麟（1873—1907）聯絡會黨舉行安徽安慶起義（又稱丁未安慶之役），1907年9月同盟會發(fā)動廣西欽廉防城起義（又稱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會發(fā)動廣西鎮(zhèn)南關起義（又稱丁未鎮(zhèn)南關之役），1908年3月黃興領導欽廉上思起義（又稱戊申馬篤山之役），1908年4、5月黃興與會黨首領黃明堂（1866—1938）發(fā)動云南河口起義（又稱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發(fā)動新軍舉行安慶起義（又稱戊申安慶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發(fā)動廣州新軍起義（又稱庚戌廣州之役），1911年4月，黃興、趙聲（1881—1911）率同盟會精英舉行廣州黃花崗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
上述反清暴動的模式大略相同：黨人在華僑社會及外國友人處籌集資金、武器，編組敢死隊，對邊境地區(qū)（廣東、廣西、云南）清方軍政機關展開外科手術式的突擊；內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則多依靠會黨或小股新軍之力。
歷次武裝暴動，皆稱悲歌慷慨，然而起義者與當地社會并無多少聯系，勢單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撲滅下去，此所謂“屢起屢躓”。
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義則頓成滅亡清廷的燎原之勢，這并非偶然。
古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湖北革命黨人秉承此種豪邁楚風，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種雄心依托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扎實的準備工作：武漢擁有近代工商業(yè)、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傳媒和近代軍隊匯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礎，革命黨又與起事城市各階層聯系廣泛，最重要的是，革命黨人實行“抬營主義”，爭取了成建制的新軍，并在軍中建立完整的組織系統(tǒng)，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動所可比擬，故雖然起事倉促，卻大體能遵循既定方略運行——
10月 10日傍晚一處舉義，諸營響應，經一夜激戰(zhàn)，便奪取中心城市——湖廣會城武昌；
11日在湖北省咨議局宣布成立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首次在中國建立起比較完備的、行使職能的共和政權；
漢陽、漢口相繼于11、12日光復；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擬的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將共和憲政綱領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軍在漢口（時稱夏口）、漢陽與南下的北洋清軍主力鏖戰(zhàn)月余，此為辛亥革命期間最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陽夏之役”四十天間，湖北各州縣競起響應，湖南、陜西、山西、江西、江蘇、廣東等省紛紛反清獨立。故“辛亥首義”之“首義”，第一層含意是首次舉義成功。
“首義”的第二層含意是，經武昌新軍暴動的沉重打擊，沿襲268年的清王朝及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之傾覆成為定局。
“辛亥首義”的全新意義更在于：秦漢以來的多次農民起義及貴胄奪權，皆取鄉(xiāng)村暴動或宮廷政變形式，以改朝換代為目標，新的王者黃袍加身，國體、政體卻全無變更，君主專制一仍其舊；而辛亥年秋季的新軍起義，發(fā)生在近代文明（機器工業(yè)、鐵路樞紐、航運中心、近代文教、洋操軍隊、新式傳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資本家、產業(yè)工人和手工業(yè)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yè)者、新軍官兵）聚集的大都會，是一次大規(guī)模的近代城市起義，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方有建立的基礎，并能以共和憲政號召天下，各省紛起景從響應，正所謂——
武漢義旗天下應，推翻專制共和興。
此誠為首創(chuàng)性義舉，故史稱“辛亥首義”。
威廉 施堅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在《城市與地方層級體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論及其分析方法，根據市場交易的規(guī)模和興旺程度，將中國村莊以上的聚落分為八個層級：中心都會、地區(qū)都會、地區(qū)城市、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鎮(zhèn)、基層市鎮(zhèn)。而處于中國國內貿易最高地位的漢口，兼具中心都會、地區(qū)都會、地區(qū)城市、較大城市的功能。在這樣的近代中心城市爆發(fā)的辛亥首義，在三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上開創(chuàng)先機。
一是以武裝暴動擊碎200余年清王朝的統(tǒng)治機器，終結沿襲2000余年的專制帝制。
二是以湖北軍政府建立和《鄂州約法》頒布，昭示了近代意義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樣。
三是辛亥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舉起了取代清朝中央政府的旗幟，而多數省份也紛紛宣布“易幟獨立”，導致了專制集權的清朝的瓦解。自太平軍起事以來，形成各省督撫日漸張大的地方勢力，而清末西學東漸之際，歐美地方自治模式傳入中國，伴隨立憲政治的推行，地方自治漸成氣候，而辛亥革命各省咨議局、自治會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皆是這種“地方自治”傾向的延伸。辛亥革命的成與敗，都與此一環(huán)節(jié)頗有關系。
這些既破且立的環(huán)節(jié)，都留下種種未竟之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