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這是陳云倡導領導干部學習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他對毛澤東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精髓的重要體會。應當說，重視思想方法，在全黨確立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反對主觀主義的不良學風，是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出發(fā)，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命題。學習毛澤東在這方面的重要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全面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執(zhí)政能力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是富有教益的。
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黨90年歷史的根本性經驗
1941年，當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延安作出了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5頁）這是對黨的根本性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黨的歷史本質的生動闡述。在這20年中，黨帶領中國人民歷經艱難險阻終于走出了一條通向勝利的康莊大道，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流和主體，而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tǒng)一的正確方向。也正是在這時，黨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比較，使自己從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對黨的歷史本質獲得規(guī)律性的認識。毛澤東上述命題的正確性和指導性意義，已經為黨的90年歷史所證明，并且成為我們黨自覺奉行的一條思想路線。
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革命唯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斗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各種復雜問題。具體地說，中國革命所反對的主要是封建勢力，而不是資本主義；主要依靠的群眾是農民，而不是工人；它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聯(lián)結起來，而不是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發(fā)達的西歐，主要矛頭是反對資本主義，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群眾，而且它是用歐洲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所有這些，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事業(yè)。同時，又由于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lián)系的主觀性、片面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和為此付出的沉痛代價，都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lián)系。由此可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fā)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對于確立科學的思想原則，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及其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特別是黨成立后，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一種是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種是采取教條主義的態(tài)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一切從書本出發(fā)，照搬照抄。如果說，從李大釗最早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成為我們黨對理論聯(lián)系實際命題的最早表述，到大革命時期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認識并實踐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原則，那么，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是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并倡導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于，鮮明地反對了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中國革命是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還是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這確是關系到黨和革命的命運與前途的大問題。毛澤東上述觀點的提出與實踐，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等豐富內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整體。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較深刻的體現。在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解釋這篇文章的第六點即上引的觀點時曾經說：第六段我看現在還用處不少，將來也用得著。這個看法是極為正確而深刻的，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堅持的。
《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于第一次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共產黨人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問題，指明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這個問題，在黨內曾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當時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并沒有就此結束，后來還發(fā)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加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反對教條主義，而且還十分重視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許多理論著述，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延安整風時期發(fā)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這些重要著述，極大地豐富和發(fā)展了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已經提出的問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系統(tǒng)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重要價值與作用已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90年的歷史所證明，而且也在新時期獲得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及偉大作用，在今后更加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中還將繼續(xù)得到證明。
黨的歷史經驗不但表明，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凡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的事業(yè)就會前進，就會取得勝利；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而且它還表明，如果我們不能全面而準確地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樣會影響我們的事業(yè)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這是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提供的一條根本性經驗。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蘊含著在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思想啟示，對我們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yè)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關鍵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
陳云說：“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呢？在延安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陳云文選》第1卷第34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就是說，在全黨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是黨的思想建設帶有根本性的一個問題。把思想方法提到了思想路線的高度，也就是說，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一條思想路線提了出來。這是毛澤東確立的這條思想路線的一大特點。所以這樣，是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占多數的特點相聯(lián)系，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凸顯出來。黨內一些同志雖然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fā)，而是從本本出發(f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這種被毛澤東后來稱為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后果。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這次運動就是從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澤東給中央研究組的同志寫了一封信，指出學習理論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7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實際上指明了整風運動的主旨所在。他在這前后寫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決黨員干部的思想方法問題，引導大家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整風運動期間，為了倡導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從思想方法上肅清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惡劣作風，毛澤東主持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書，作為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在黨的理論建設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相統(tǒng)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而一定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它的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 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yōu)樽约旱膶α⑽??！保ā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3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毛澤東同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tǒng)一的觀點，他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fā)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zhàn)，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第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毛澤東緊緊抓住學風即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解決黨內的思想方法問題，這不僅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實際狀況，而且也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tǒng)一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保證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這樣才能擔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而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從書本出發(fā)，還是從實際出發(fā)？就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毛澤東批評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脫離中國實際、只從書本或經驗出發(fā)的思想方法，這是過去黨的領導幾次犯重大錯誤的思想根源。他說：“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边@就是違背了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他還特別指出，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但是，“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chuàng)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8頁）所以，毛澤東強調：“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tài)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tài)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保ā睹珴蓶|選集》第3卷第813頁）在這里，把解決學風問題、思想方法問題、工作態(tài)度問題，看作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這無疑是符合我們黨的實際、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題。黨的斗爭實踐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確立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fā)的思想原則，才有可能正確判明局勢，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lián)系，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洞察事變在目前怎樣發(fā)展和向何處發(fā)展，而且洞察事變在將來怎樣發(fā)展和向何處發(fā)展，從而保證黨的政策和行動的正確性。
黨的七大在確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時，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七大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對我們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益縮小，而由于種種主客觀的原因，使得那種對西方的迷信，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的影響正呈上升態(tài)勢。應當看到，在蘇東劇變后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tài)勢，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了很大的市場。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出現，使那些歷史的短視者覺得需要另找出路，轉而追求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這是一種并不奇怪的歷史現象。但是，他們那種“言必稱美國”，唯美為美，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的言行，對我們的事業(yè)有很大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毛澤東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時，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方針，同時他又明確反對學習外國中的教條主義做法，要打倒奴隸思想，要發(fā)揚民族自尊心，要堅決抵制和批判“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毛澤東的這些警示，其現實意義仍然是巨大的。毫無疑義，反對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已成為我們今天思想戰(zhàn)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