査道炯，男，1965年出生，研究偏重中外互動中的非傳統(tǒng)安全課題。1982—1995年，先后就讀于安徽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和夏威夷大學。1995—2007年，分別在澳門大學、日本國際大學、宮崎國際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其間曾赴匈牙利中歐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和香港大學訪學。2007年9月至今，任職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要論著包括：《中國石油安全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分析》、Building a Neighborly Community: post-cold war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伴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廣度和深度的不斷拓展，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外交的爭論此起彼伏，對未來十多年中國外交走向的關注尤為熱切。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査道炯教授，請他談談自己對中國外交的看法。
國際政治理論的基本邏輯未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世界情勢風云變幻，中國也經(jīng)歷了令人矚目的巨變。您認為，國際政治理論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査道炯：在任何一個層面，今天的中國都發(fā)生了真正意義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的凝聚力以及對外交往過程中達成自己意愿的能力也出現(xiàn)了根本性（在某些領域甚至是不可逆轉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可輕視在國際事務中定式性思維——理論所表述的因果關系——的自我傳承力量。比如，盡管1909年在上海舉行的萬國禁煙會體現(xiàn)了中國與國際社會一同努力應對鴉片泛濫的挑戰(zhàn)，以種族仇視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為基礎的“黃禍論”同時開始在北美盛行。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對全球發(fā)展所作出的正面貢獻越來越看得見、摸得著的時候，或者明言、或者暗示的“黃禍論”影響依然不難體察到。
闡釋當今世界情勢變化的主流國際政治理論，其學術基礎是美歐學者對美歐作為單獨的國家、國際事務中步伐協(xié)調的主體以及多文明世界中美歐文明演變的歸納和抽象，成型于對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因果分析，其終極目的是推動思考如何把握好國際風云變幻，使美歐始終立于全球領先地位。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所觀察，國際政治學是一個“因為美國而出生、由于美國而成長”的社會科學分支。雖然經(jīng)歷了各種各樣的爭論和修訂，但構成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邏輯沒有發(fā)生本質性的變化。
中國是否被歐美定性為大國并不緊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二戰(zhàn)結束后的數(shù)十年來，圍繞中國國家定位問題，國際政治理論界爭論不休。按照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國應有怎樣的國家定位？
査道炯：“大國”既是一個描述性表述（國土面積及資源稟賦、人口規(guī)模和人口結構、經(jīng)濟規(guī)模和增長潛力、軍事力量和變化趨勢等），也是一個理念性判斷。中國是大國嗎，抑或一個“修正主義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它應具有什么地位（power status）？
當代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調整對外關系的根本取向之前，不是國際政治理論或實踐中的大國。此后的中美蘇“戰(zhàn)略大三角”在本質上是一種比喻、一種權宜性質的外交安排，“中國不是大國”這個國際政治理論基本前提沒有改變。以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對中國的定位問題的討論為例，1999年該刊發(fā)表了一篇以“中國要緊嗎”（Does China Matter）為題的文章。可見那時關于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所應被賦予的地位這個話題，尚無定論。此后不久，該刊以“中國：崛起中的大國”（China: a rising power）為題出版的文集，則暗示著歐美需要開始正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分量和作用了。2005年，布什政府副國務卿佐利克創(chuàng)造了中國應成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表述，并被美國及其歐洲盟國接受為標準性的外交詞藻。關于中國國際角色的爭論似乎已經(jīng)告一段落。然而，以什么標尺、由誰來認定中國的國內作為和對外事務舉措是否算得上是“負責任”，依舊飽含爭議。
事實上，在主流國際政治理論話語中，中國是否被定性為大國，并不是一個至關緊要的課題。比中國是不是大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 所謂“修正主義國家”，指的是一國不滿足于該國在國際政治體系中——涉及包括領土邊界、財富的分配、價值體系等其中一項或多項領域——的現(xiàn)存狀態(tài)，并將改變現(xiàn)狀作為對外政策的基石。
在西方主流國際政治理論視角下，防范中國是符合邏輯、理所當然的選擇。歐美及其盟國的對華政策，遵循的是把握好“力量轉移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所提醒的規(guī)律，認定中國的發(fā)展軌跡是終將取代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要成為繼任（國際體系的盟主）國家 （successor state）。在這個理論框架下，當力量對比發(fā)生質變時，軍事沖突可能是避免不了的選項之一。
未來應注重外交行為設計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外交面臨的結構性掣肘包括哪些？未來我們應如何應對？
査道炯：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術研究并沒有創(chuàng)造出一套在學理上與美歐主流國際政治理論不同的中國式理論。過去六十多年間，中國走過了一個從回應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到試圖為中外政治經(jīng)濟互動找到更多主動應對方略的歷程。在人們紛紛預測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何日超過美國的背景下，對中國外交作為的外部空間，需要適切把握。
其一，思考未來中國外交的行動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相處的深層次邏輯，一個有益的嘗試便是回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框架下，中國的作為在繼續(xù)主導當今國際政治和經(jīng)濟體系的美歐政府和社會所引起的本能性、習慣性反應。對中國而言，是否被定性為國際政治中的“大國”不是特別緊要的問題，但如何避免被認定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則要求我們把握好我國重大外舉措的適切度，穩(wěn)扎穩(wěn)打地推進通過外交為國家建設服務的事業(yè)。
其二，思考追求國家的完全統(tǒng)一、處理海洋和海底大陸架劃界糾紛等問題時，我國不得不面對其他大國所沒有的掣肘性因素。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論經(jīng)濟總量如何上升，占全球貿(mào)易的份額如何增加，中國外交所不得不面對的掣肘都具有結構性，難以因為我們單方面的偏好轉移而改變。
簡而言之，與其寬泛地討論中國外交是否應該從“韜光養(yǎng)晦”轉向“有所作為”，不如更多地針對具體的問題，從細節(jié)入手，廣納政治外交領域之外的中外互動經(jīng)驗，設計出既能有效地維護自身利益、又努力避免招致激烈反應甚至圍堵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