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不斷蔓延的誠信危機，不僅嚴重動搖著中國人千百年來積淀形成的道德底線，而且嚴重損害著實現社會和諧和社會穩(wěn)定的價值基礎。誠信危機的蔓延，無疑與我國正處轉型期的制度不健全和市場經濟社會的拜金文化的負面影響有關，但是，政府信用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主要禍根。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政府是人民道德生活上的一種精神結合，是公平、正義和最高最廣泛的善業(yè)的化身。中國傳統哲學把政府看成是正名分、行仁義、尊德性的表率。政府也因此而博得人民的信任與擁護，社會也因此而形成秩序。然而，由于認識與理念上的偏差，由于行為及體制上的障礙，以及行政公務人員素質方面的原因等，當前政府信用依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政府少數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理念缺失而致公權力濫用問題，政府的一些行政政策缺乏合法性、穩(wěn)定性與連續(xù)性問題，行政決策的隨意性與盲目性問題，行政行為的不規(guī)范而致政府行為的缺位越位與錯位問題，以及行政行為缺乏公開透明存在某些環(huán)節(jié)的暗箱操作問題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影響了政府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與公信力。政府公信力下降不僅造成政府執(zhí)行力低下和運行成本上升，而且對社會信用體系、經濟投資環(huán)境和社會政治秩序等造成嚴重危害。因此，要重建社會信用體系和誠信秩序，政府必須“正人先正己”，明確自己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通過建立陽光政府、廉潔政府、法治政府和誠信政府來取信于民。
第一，政府要提高自身運行的透明度，讓民眾廣泛參與政府公共事務決策和監(jiān)督。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一直是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因此，政府決策不能背著群眾，凡是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群眾公開。特別是要推進財政預算、公共資源配置、重大建設項目批準和實施、社會公益事業(yè)建設等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納入預算管理，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設支出、行政經費支出的預算和執(zhí)行情況，以及政府性基金收支預算和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情況都要公開透明。唯有如此，政府的所作所為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持和歡迎。相反，如果政府不相信群眾，公共決策閉門造車，即使出于公心，也會招致群眾的猜忌。決策執(zhí)行不出問題還好，如果出了問題，就容易以訛傳訛，嚴重損害政府形象。一旦出了問題，不能避而不談，甚至蒙蔽群眾，要及時把問題真相公之于眾，自覺接受群眾的問責和群眾監(jiān)督。政府要群眾相信自己，首先要自己相信群眾。如果遠離群眾，甚至高高在上，政府不僅不會得到群眾的信任，而且會被群眾疏遠或拋棄。
第二，政府要主持公道，帶頭維護社會正義。俗話說：“公生明，廉生威”。政府作為公道正義的化身，要自覺捍衛(wèi)社會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底線。如果政府不能在裁決社會糾紛中主持公道，懲惡揚善，抑制私欲，其任何偏向和不公，都會嚴重混淆人們的是非觀，扭曲人們的行為預期，混亂社會交往秩序。因此，政府不能為任何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更不為任何勢力所屈服，要以自己的公道、正派博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要以自身的公正、廉潔樹立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
第三，政府要依法行政，自覺維護法律權威。要提高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長期存在的“權大于法”的問題。為此，必須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權限，使各級政府職權法定，行權有據。同時，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牢固樹立以依法治國、執(zhí)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自覺養(yǎng)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
第四，政府要求真務實，堅持誠信為民。政府要取信于民，就必須徹底轉變政府職能，變“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政府要主動劃清與市場的界限，堅決把政府管不好、干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和社會，徹底改變“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做法。同時，還必須大興誠信服務之風，堅持言必行，行必果，有諾必踐，說到做到，做一個對社會負責、受群眾信賴的政府。因此，各級政府都必須力戒形式主義和好大喜功，徹底杜絕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文山會海、達標評比等形式主義陋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