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文明的路徑問題，是國人文化自覺的表現(xiàn)。

人類的創(chuàng)作物文化，有一個逐步從“自在”到“自覺”的發(fā)展過程，其關鍵環(huán)節(jié)是文化主體——人的文化自省能力的提升。同時，文化自覺還必須反復、多次進行，古代的文化自覺不能代替近代的文化自覺，更不能代替當代的文化自覺，這是因為，文化自覺建立在對自己文化和外來文化及其相互關系的理性認識的基礎上，而這些認識都因時而進，有待更新、提升與深化。就近代而言，中國人經(jīng)由文化自省達成文化自覺，經(jīng)歷了相當崎嶇坎坷的歷程，而且這種歷程尚無止境。

一

由于近古以降社會發(fā)展遲滯并伴之閉關鎖國，中國曾經(jīng)陷入由文化自閉導致的文化虛驕與文化自卑的兩極病態(tài)。

截至清朝中葉，中國人對于發(fā)生于西歐的以工業(yè)化、全球化為標志的現(xiàn)代進程基本上是隔膜不知的，典型表現(xiàn)，一是1793年乾隆皇帝（1711-1799）接見英國使臣馬戞爾尼（1737-1806）時顯示的“集體孤獨癥”。乾隆對于正在進行工業(yè)革命的英國仍以落后夷狄視之，自負天朝“無所不有”，斷然拒絕與英國通商、建交。二是1838-1840年間，道光皇帝（1782-1850）在清朝遭遇英國來襲時，茫然不知“英夷”地處何方，終于在戰(zhàn)場上慘敗后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從“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衰世”皇帝道光的虛弱，共同點皆在昧于世界大勢，不能為中國文化準確定位，從這一意義言之，其時的中國尚處于自在狀態(tài)，未能贏得文化自覺，也就談不上理性地決定自己的文明路徑。

19世紀中葉以后的百余年來，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鴉片商品相伴隨，現(xiàn)代化浪潮自西徂東，日漸迅猛地推進。經(jīng)歷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文化，面臨“現(xiàn)代性”的反復拷問：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觀念層面，中國文化迎受現(xiàn)代化的能力如何？中國固有的“內圣外王”路徑，歷經(jīng)工業(yè)文明的激蕩，是否可以開出新“內圣”，以提升現(xiàn)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可以建設新“外王”，以構筑持續(xù)發(fā)展的制度文明與物質文明？

在嚴峻的民族危機壓迫下，在文化現(xiàn)代性的追問下，國人展開關于中國文化的新一輪自省。

近代中國的覺醒者秉承經(jīng)世傳統(tǒng)、憂患意識，于初涉西學之際，即“反躬自問”，發(fā)現(xiàn)自邦原來并非“天朝上國”，文化并非全都優(yōu)勝，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頗有“不如人”處，以致國力衰頹，屢敗于入侵的東西洋強敵。林則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73）是“開眼看世界”的前驅，他們承認中國在技藝層面乃至制度的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海國圖志》）方略，并有“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改革主張。緊隨其后，馮桂芬（1809-1874）作出較廣闊的文化反省，他撰于1861年的《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指出，中國與西方在人事、財經(jīng)、政制、觀念等方面存在差距。馮氏同時倡導不崇古、不鄙洋的健康文化觀，并飽含昂揚的進取精神，力主正視文化差距，奮發(fā)努力，爭取迎頭趕上。自林、魏、徐、馮后，覺醒者日多，洪仁玕（1822-1864）、郭嵩燾（1818-1891）、王韜（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馬建忠（1845-1900）、鄭觀應（1842-1922）等為其健者，他們的中西比較，從器物層面推進到制度層面，并略涉觀念層面，提出下列近代性建策——

“以工商立國”，修訂傳統(tǒng)的以農(nóng)立國（薛福成）；

“設議院”（陳熾、鄭觀應）、實行君主立憲（薛福成、鄭觀應）以救正君主專制；

開報館、興學堂，以更新文教（陳虬）……

這些都是覺醒者在探求新的文明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