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 資深媒體人
“文懷沙事件”近來能夠在社會上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實在有點出人意料。一來文懷沙老人在社會上盡管也屬大名鼎鼎，但他畢竟不是新聞媒體上正當紅或學術界首屈一指的超級明星，如季羨林或饒宗頤；再則，他那些遭到質疑的丑聞，像“虛報年齡”、“因猥褻、強奸婦女入獄”等都已是陳年舊賬，按理說事隔幾十年后再翻出來，不至于讓喜新厭舊的現(xiàn)代讀者那么津津樂道。
我對文懷沙的人品學問———即“國學”話語中的所謂“道德文章”———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資格、當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爭論。我更想從此事引發(fā)的轟動引申出去，探討一下近年來日益升溫的“國學熱”或“儒學復興”的前景。
許多人也許還記得，3年多前，“新儒學大師”鄭家棟涉嫌重婚、偽造文書和協(xié)助偷渡的新聞一經曝光，曾經引起過比今天的“文懷沙事件”更加強烈的輿論地震。讓我們先作一個假設，如果鄭家棟和文懷沙不是憑借“國學”或“儒學”贏得名望，而是兩個從事西方哲學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員———比方說北京大學教康德哲學的老師，上述丑聞同樣發(fā)生在他們身上，會招來普通民眾這么大的關切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復雜:“國學”在中國人心目中從來就不是一種專業(yè)化的學術，它寄托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會規(guī)范。所有人(包括我)都堅定地認為，一個真正的“儒學大師”就應該是孔孟學說的衛(wèi)道士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者。所謂“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學術有別于西方現(xiàn)代知識體系的最大特色。
我認為，這才是一般國人不能原諒鄭家棟和文懷沙的深層原因，因為他們是表里不一的“偽君子”。不過，正是從這一個基本落腳點出發(fā)，我卻得出了一個十分令人沮喪的結論:傳統(tǒng)意義上的那種“國學”和“儒學”已經死亡，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這必須從構成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主流的儒學的性質說起。余英時先生在《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精辟地指出，儒學不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tǒng)，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范圍之內。過去2000多年中，通過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種種制度的建立，儒學一步步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雖然傳統(tǒng)儒學不能與傳統(tǒng)制度畫等號，但它確實托身于后者。因此，隨著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統(tǒng)皇權政治制度的崩潰，儒學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變成一個游離于現(xiàn)代建制之外的“游魂”?！坝位辍钡囊馑际钦f，儒學的許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fā)揮著顯性或隱秘的功能，但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它已經不復存在，無力再像過去那樣為整個社會生活提供一個穩(wěn)固的思想基礎。
如同社會政治一樣，現(xiàn)代中國的學術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組織起來的。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符合學術的規(guī)范。儒學的生命恰恰從來就不在于抽象的理論思辯，而在于豐沛的人生實踐。因此，如果我們把現(xiàn)在學院中奉行的學術規(guī)范強行套在儒學身上，那無異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個具有科學精神的嚴肅的大學校長會告訴我們，大學里既無必要、也難以容納下一個“儒學”專業(yè)，因為它的學術內容已經被吸收整合進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歷史學乃至文學等許多專業(yè)學科，而它那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內容又不是大學和研究機構應該承擔的任務。
這就是儒學或國學在現(xiàn)代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那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純正的儒學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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