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爆料稱,安徽阜陽轄區(qū)內的一鎮(zhèn)政府辦公樓可謂富麗堂皇,其中書記室里的紅木家具便在百萬元以上。而置辦家具時該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置辦者則是該鎮(zhèn)原書記張家順,即“白宮書記”張治安的父親。張家順被稱為“潁上教父”,曾和張治安輪番擔任該鎮(zhèn)書記。(7月7日《廣州日報》)
鄰近鄉(xiāng)鎮(zhèn)一位來訪的領導告訴記者,每張椅子的價錢都不會低于5萬元
黨委辦公樓里“勤政愛民”四個大字
原來“白宮書記”背后還有一個“潁上教父”。盡管我們不知道,這其中有著怎樣的組織原則,其父子二人輪番擔任鎮(zhèn)書記又是如何實現的,但有一點再明顯不過,那就是張家父子在一個時期內先后壟斷了一個行政區(qū)劃的最高權力,當這種權力由父及子,又由子及父,也表明了一種以權力“世襲”為特征的代際傳遞關系。當權力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成為某種可以“繼承”的私有資產,其背后又有著一種怎樣的地方法治或權力生態(tài)?
由此,一條有關阜陽“白宮事件”的鏈條更為清晰:因為某種地方權力生態(tài)的存在,才使得由“潁上教父”而至“白宮書記”的權力代際傳遞成為可能。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權力者窮奢極欲建豪華辦公樓、豪華辦公室、坐“龍椅”,或為非作歹地違規(guī)占用耕地、行賄、受賄、索賄,也就成為可能。至于羅織罪名陷害舉報人,也就成為權力者為捍衛(wèi)自身利益的必要之舉。
可能在很多人看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幾百元,而鎮(zhèn)書記辦公室的家具便在百萬元以上,是一個沖擊力很強的比對。而這恰恰也是一種必然,那就是如果權力能夠“代際轉移”,那么必然加劇貧困的“代際轉移”,因為權力的代際轉移減少了窮人發(fā)展的機會。這個觀點,是早在2004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中所指出的。該書統(tǒng)計數據還表明,官員子女成為官員的機會,是非官員子女的2.1倍。
在今年1月6日,“白宮書記”張治安迫害舉報人事件被查處后,新華社曾經刊文追問:張治安為何能一手遮天?司法部門為何迎合“一把手”旨意知法犯法?張案已進入司法程序,而其經濟問題為何至今沒有調查結論?現在看來,由“白宮書記”牽出的“穎上教父”,牽出的權力代際傳遞及地方權力生態(tài),或許正是一個答案。
“白宮事件”那位叫做李國福的舉報人,同樣以生命的代價表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公民以權利制約權力,無疑是對權力進行及時、有效、全面制約的機制之一,也表明,只有進一步保障并且完善公民權利,才可能最大程度遏制權力代際傳遞之弊。(新京報 楊耕身)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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