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富士康員工孫丹勇自殺的事件見報以后，來自官方的權威的調查結果尚未出來，網(wǎng)絡上大量的負面評論即潮水般地涌向富士康，并且伴隨著數(shù)不勝數(shù)的非理性——甚至是惡意或惡毒——的人身攻擊和謾罵。總體看來，網(wǎng)絡輿論一口咬定孫丹勇是富士康逼死的，他是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卻也不能不說，在調查結果未出來之前，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發(fā)泄只是建立在網(wǎng)友們的主觀臆測基礎上的，因為他們拿不出任何有力的事實或證據(jù)來證明對將一切歸罪于富士康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此意義上，他們對富士康一邊倒的聲討是有欠公正的。
對于一位研究社會學的學者或對社會學有著濃厚興趣的知識分子而言，他或她感興趣的是——這種非理性的社會輿論是如何形成的，或曰，形成的機理是什么？其實，公正地說，相對于大陸的大多數(shù)企業(yè)，富士康算是一個奉公守法，而且相當人性化的企業(yè)。當新勞動法才出臺的時候，大陸很多企業(yè)為了規(guī)避新勞動法，都在忙著裁員，富士康卻按照新勞動法的要求與員工簽訂無限期合同。就富士康的總裁郭臺銘先生來說，一直就是一個熱心于慈善事業(yè)的人，從云貴高原的水家村寨到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嶺；從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到貧困山區(qū)的希望小學……，富士康的愛心足跡遍及全國10多個省市區(qū)，范圍涉及教育、醫(yī)療、交通、環(huán)保、農技等領域，惠及失學兒童、貧寒學子、殘障人士、鰥寡孤獨等社會多個弱勢階層。據(jù)有關統(tǒng)計，截止目前，富士康公司及郭臺銘先生已向全國各地捐贈善款近10億元人民幣。遠的不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的第二天，富士康就將6000萬元人民幣的支票交到了四川省副省長黃小祥手上，而且是第一家捐款上千萬的企業(yè)。就孫丹勇事件的處理來說，富士康公司與郭臺銘先生的反應也是相當理性和人性化——一方面全力做好死者家屬撫恤工作，從優(yōu)處理善后事宜；另一方面全力配合公安部門進行有關調查，而且并不文飾自己的過錯或推卸自己的責任，充分表現(xiàn)了一個大企業(yè)的風度和氣魄。然而，為什么網(wǎng)友們對富士康和郭臺銘為社會所做的貢獻視而不見，對于他某些方面的實在的或假想的過失卻進行無限制地放大——甚至將尚未被證實的可能的罪過強加在富士康和郭臺銘的頭上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網(wǎng)友們或民眾所仇視的并非富士康和郭臺銘本身，而是作為權力與金錢的化身的富士康和郭臺銘——就像富士康和郭臺銘作為權力與金錢的化身而受到他們的崇拜一樣。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因此，不管是對富士康和郭臺銘的毀也好，譽也好，都是同一根藤上結出來的果子，都是對權力與金錢的崇拜的產物。權力與金錢，人之所欲也，可能夠爬到權力與金錢的頂峰或達到某個令人艷羨的高度的人畢竟只有少數(shù)，在權力與金錢的階梯上，絕大部分人都處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地位。為了獲得某種心理平衡，或替自己不能占據(jù)高位的無能做辯護，在意識或潛意識的層面，大多數(shù)人總是傾向于將某人或某共同體所獲得的較高地位與某種負面的事件或評價聯(lián)系起來，從而獲利某種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也就是說，對于處于權力與金錢的高位的個人或團體，民眾往往會通過對與之相關的負面事件或負面評價的“選擇性記憶”，將之“妖魔化”，如為官者必貪污腐敗，有錢者必為富不仁等等。這種“酸葡萄心理”其實是一種心理上有自我保護反應，乃人性之常，很難避免——但這種心理的強度卻在不同的社會未必盡同。
就國人言，本身就有強烈的“酸葡萄心理”——在魯迅的《阿Q正傳》里，對國人的這種“精神勝利法”已經有相當窮形盡相的描繪。此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傳統(tǒng)，故凡“尊者”或“長者”（即社會、政治或經濟地位比較高的人）身上發(fā)生了什么有損清譽的事件，一般的傾向總是為他們隱瞞真相——甚至——文過飾非。這種傳統(tǒng)也侵蝕了當下的政治公共空間，造成了政府信息的不公開、不透明，自然而然地引發(fā)了民眾對于政府的極端地不信任。所以，凡“尊者”、“長者”身上或政治公共空間出了什么亂子，如果權威（這種權威的可信度本身往往也是受到民眾強烈懷疑的）給出的是一種有利于“尊者”、“長者”或為政者的解釋，那么，這種解釋將很難取信于人——何況，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大量事實確實也給了對 “尊者”、“長者”或為政者的“妖魔化”的足夠的實證支持。就孫丹勇事件來說，在這種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下，即使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顯示，沒有證據(jù)表明富士康對死者進行過“毆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將仍然避免不了網(wǎng)友或民眾在此事件上對它的負面評價和非理性的情緒發(fā)泄。
另外，網(wǎng)友們或民眾其實也未必真正地關心孫丹勇事件的真相或其死亡的背后是否存在著某種社會不公正——他們只不過是借此事件發(fā)泄自身在日常生活的因各種原因積聚的負面心理能量罷了；換言之，他們只是在別人的故事里流著自己的眼淚罷了。
以上的種種原因，導致了網(wǎng)友們在解釋孫丹勇事件時對于富士康的缺乏已被權威認定的事實支持的過早的負面評價，并在這種負面的非理性情緒的推動下，出現(xiàn)了對于嫌疑對象的“人肉搜索”。吊詭的是，這種負面情緒的非理性發(fā)泄既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破壞，并傷害到一些無辜的人們（往往表現(xiàn)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力），又有利于維持當前的社會穩(wěn)定，維護和鞏固現(xiàn)存的社會秩序。然而，畢竟，這是一種相當不成熟、不健康的社會心理，是在推進中國社會民主與法治進程中最大的障礙。
在發(fā)生社會公共危機事件時，大眾輿論若不分青紅皂白或不顧事實真相，一味地偏向于社會弱勢群體，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公共危機”或 “社會公共危機”的表征——為了重建真正的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推動中國朝著更民主、更自由方向的社會改良，我們需要逐漸克服自身文化和心理上的劣根性，培養(yǎng)出一種具有足夠的理性和寬容的成熟而健康的社會心態(tài)。（白露）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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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23富士康員工非正常死亡拷問資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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