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斷歷史，棄“國學”于不講呢？我看不是。像魯迅曾激憤地說過“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然而他不是也寫作了《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嗎(有人認為“國學”只是指與意識形態(tài)有關的儒學、諸子學、史學，不應包括文學。其實國學的經(jīng)典著作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的中卷就是《文學總論》。)？胡適也倡導整理國故。這些“五四”反傳統(tǒng)的驍將都是把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的。他們不是以古人的價值觀為自己的價值觀，更不是把它當作“應帝王術”去推銷。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學精神去重新研究。在這種風氣影響下，許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國學系或國學研究院。此時的國學不僅不與新學對立，而且借助了西方傳入的新方法。許多國學家還是飽學的歐美留學生。陳寅恪先生就是一個典型。
這時的國學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國學了。劉半農(nóng)就講國學“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至少能開出許許多多古人所夢想不到的好法門。我們研究文學，決然不再作古人的應聲蟲；研究文字，決然不再向四目倉圣前去跪倒；研究語言，決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學的圈子里去瞎摸亂撞；研究歌謠民俗，決然不再說五行志里的鬼話；研究歷史或考古決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決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辮子、而鬧復辟！總而言之，我們‘新國學’的目的，乃是要依據(jù)了事實，就中國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詳?shù)挠^察與推斷，而找出個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敦煌掇瑣敘目·敘》)。這樣的“新國學”可以分散到文學研究、歷史研究、考古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法學、政治學等等許許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國學”相標榜。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確有“輕視古董，迷信未來”的傾向，到了“文革”這種傾向被推到極致。那時解釋《論語》的“有朋自遠方來”竟能說成是“拉攏來自遠方的反革命黨羽，擴大反革命組織”(見《〈論語〉批注》)。這種傾向使有良知的人們普遍厭惡，并產(chǎn)生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開放以后這種向慕逐漸形成一股熱潮。那些乘此機會起哄炒作的求名爭利之徒以及那些像高爾礎、四銘一類炫世自售實際上另有所圖者這里不說，真是有不少真誠的學人認為傳統(tǒng)文化、國學、儒學是能夠濟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這種意見實際上是文化萬能論。如果我們承認存在決定意識的話，應該看待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是自然經(jīng)濟和宗法制度的產(chǎn)物。這種經(jīng)濟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統(tǒng)和價值觀念很難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需要。我們正處在社會轉型期間，我們努力目標從經(jīng)濟形態(tài)上來說是工商社會，從制度建構上說是法治社會，從人與人關系上來說是契約社會。傳統(tǒng)中的許多觀念是不能適應這個轉變的。儒家為什么強調“義利之辨”，因為自然經(jīng)濟，自給自足，不必考慮效率，有飯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會第一要講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差序格局，愛有等差，排斥異類，全族以大家長為核心，傳統(tǒng)上又是家國同構，國內權力集中一人手中，一切都是皇帝說了算。這如何與現(xiàn)代的法治社會、民主制度接軌？而契約關系要求交易雙方平等，這也很難為傳統(tǒng)認同。我們有悠久的文明歷史，世界上所有的農(nóng)業(yè)文明中中華民族的文明是發(fā)展得最為詳密與完善的，地球無二。然而就根本價值上來說，它不能促進和適應當前的社會轉型。
農(nóng)業(yè)是第一產(chǎn)業(yè)，可能它比工商文明更貼近人性和生活，它的緩慢的周而復始的節(jié)奏更能給人們的生理與精神上帶來更多的放松，這些都使它散發(fā)著無窮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會中它將會被更多的人所鐘愛。然而它不能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主流，只能作為一種調節(jié)機制而存在，不管人們如何痛心疾首。（王學泰）
（責編：劉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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