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有關交通肇事和環(huán)境污染領域的幾起個案頗受輿論關注，尤其是成都的“孫偉銘案”和江蘇鹽城的“2·20特大水污染案”，更引發(fā)不少關于“罪與罰”的爭議。有人為重判叫好，稱這是“司法能動”的應有表現(xiàn)；有人為重刑擔憂，稱這是對“亂世重典”的盲目迷信。
在英、美等判例法國家，法官本身即為造法的主體，因此被動的和保守的司法常常在積極主義和消極主義之間徘徊?！胺墒腔疑?，而司法之樹常青?！碑敿扔信欣辉倌軡M足社會需要時，“司法能動”自然有了發(fā)揮的空間。
而中國是個制定法國家，法院裁判案件只能以現(xiàn)有證據(jù)能夠證明的事實和現(xiàn)行有效的制定法為依據(jù)?！八痉軇印奔炔荒艹椒啥晕以旆?，亦不能迎合民憤而違背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則。
以上述兩個案為例，如果被告人依法確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孫偉銘案)和“投放危險物質罪”(鹽城污染案)，這就是遵循“罪刑法定”的正當判決，既無所謂“司法能動”，更無所謂“重刑主義”。問題恰恰就在于，這兩宗訴訟的判罰實現(xiàn)了法律公正嗎？
在既未參加庭審，亦未見到所有證物的前提下，于紙上指點案件判罰的正當與否，是冒失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肇事者孫偉銘的被判“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鹽城污染事件的決策者胡文標被判“投放危險物質罪”，都跌入了“選擇性適法”的司法陷阱之中。司法實踐中，還有諸多和孫偉銘、胡文標相類似的被告人，他們犯了同樣的罪行卻被輕判。
法律彈性如斯，“確定性”蕩然無存。而高度不確定的司法，最易成腐敗的溫床。法官手持“司法能動”與“罪刑法定”這兩根大棒，若被告人的“公關 ”做得好，就“罪刑法定”；若被害人工作到位，就“司法能動”。這樣的司法，較一律從寬的“輕刑化趨勢”或一律從重的“重刑主義”，還要糟糕。
多個網(wǎng)站的民意調查均顯示，有相當比例的公眾支持這兩宗個案所透露出來的“重刑思想”。建立在“治亂世用重典”這一古訓之上的社會心理，也有我們必須正視的社會背景。在泛化的“重刑主義”背后，實則蘊藏著持此觀點的民眾對現(xiàn)今社會的基本認識?！爸蝸y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輕典”，對“重刑”的呼喚就是對“亂世”的認知。今日之“亂”，并非國家之“亂”，而是“社會轉型”之亂。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jīng)濟建設日新月異，社會進步有目共睹。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逐漸解體，一個流動型社會、斷裂型社會以及陌生人社會迅速降臨。熟人社會的秩序維系方式已遠遠不能適應陌生人社會的需要，在從“倫理本位”向“契約(法律)本位”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各類犯罪滋生、激化幾乎就是社會轉型的必然。
“治亂世用重典”的“重刑主義”并不是為轉型社會準備的，由社會轉型而帶來的犯罪高漲也并非祭出重典就可以治之。如果我們能夠跳出這兩則個案稍稍察看一下整個中國司法生態(tài)，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司法官的“重刑主義”和民間的“重刑主義”實則迥然有異。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就集中在“重刑”的適用對象上。
即便是最偏執(zhí)的“重刑主義”，怕也不會認為，應對所有犯罪行為一律重刑處之。民間對醉駕肇事與環(huán)境污染犯罪有著“適用重典”之呼吁，既源于對自身安全的關懷，也不排除民眾受最近多起公共事件的影響。但民間一以貫之的“重刑”呼吁，主要還是指向公權犯罪。據(jù)現(xiàn)行立法，“民偷五百即為盜，官偷五百方為貪”；在司法適用上，貪賄或瀆職的官員被輕判的例子不勝枚舉。有立法和司法對貪瀆者的輕縱，才催生出民間對貪瀆犯罪的“重刑主義”。
而在一些涉及弱勢群體違法或犯罪的案件中，“輕刑化”的呼聲也極其突出。典型者如鄧玉嬌案——鄧女殺人是實，力挺鄧女無罪的呼吁始終伴隨著鄧案的司法處理。只要改變援引的案例，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重刑主義”不見了！
在筆者看來，針對某些個案的“重刑論”能否稱之為“重刑主義”，或這種“主義”有無需要“憂思”的必要，并非中國司法的主要問題所在。對中國司法而言，更重要的是“依法當重則重，依法當輕則輕”。
近日有報道稱，即將出臺的最高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重刑”和“輕刑”的對象，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職務犯罪、商業(yè)賄賂犯罪等“公”領域犯罪將從嚴懲處；對于因戀愛婚姻、鄰里糾紛、勞動糾紛等“私”領域矛盾引起的犯罪，以及因為被害人過錯、義憤或者具有防衛(wèi)因素的突發(fā)情況引發(fā)的犯罪等，將盡量從寬。這樣的規(guī)定是必要的，也切中了諸多司法亂象的命門所在。
民意是法律的基石。要相信民眾的理性，在一片網(wǎng)絡喧囂的背后，多數(shù)民眾所追求的，其實并非“重刑主義”，而是司法公正。(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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