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無大專以上學歷將面臨辭退。重慶市人社局等部門日前下發(fā)文件，到2012年年底，對全市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又沒在校學習或補習的在職公務員、職員，將視為不能完成工作任務予以辭退(聘)處理。未取得學歷者可分期分批學習，學費由財政資助。(8月11日《重慶商報》)
按說，公務員愛學習本是好事。然而，重慶的這個消息出來后，卻不得不面對普遍質疑的尷尬。究其原因，這些年來，“三公消費”早已為社會詬病，現在又來了個“第四公消費”———公款讀書，看到這樣的新聞，輿論有意見，群眾有看法，自在情理之中。
畢竟，從財產權的角度說，物權與稅權是一國憲政之基。前者從法律上確定了個人財產有多少，如何保護；后者則確定了國家必須從公民那兒合法地取走多少錢財，以用于國家與政府的正常運轉，這就涉及公民對財政預算需要有不折不扣的議事權與監(jiān)督權。如果政府部門可以不斷自我授權、增加福利而不受約束，就必定會受到納稅人各式各樣的杯葛。所以，具體到重慶這次“學歷大躍進”，人們首先要問的是———公務員不是小學生，憑什么他們拿文憑要由納稅人埋單？
記得在東航飛行員忙著把剛上天的乘客“遣返”回原機場鬧罷飛時，媒體一度熱議培養(yǎng)一個飛行員多費多少錢。然而，當你遠遠望見林林總總的公款消費，有時候也禁不住想，國家花在“培養(yǎng)”公務員方面的錢，比起飛行員來，究竟孰高孰低？按說，培養(yǎng)一個公務員比培養(yǎng)一個飛行員要省得多。然而，如果公務員可以隨意拿走納稅人的錢財，不斷給自己追加投資，“自我培養(yǎng)”，這個高低之問卻真的要重新衡量了。
上面是從納稅人權利的角度談。當然，“學歷大躍進”并非重慶獨有，它甚至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的“主流文化”了。有意思的一個悖論是，在過去，社會重視文憑，文憑可能值錢了，所以大學生曾作為“天之驕子”為社會所追捧；現在卻是，政府越重視文憑，文憑就越不值錢。如今，“辦證”的各類小廣告屢見不鮮。相較于這些偷偷摸摸的“辦假證”，有些大學因為逢迎權力與資本，不正在成為或者已經成為公開的辦假證機構了嗎？今日中國之博士帽滿天飛，有真才實學的又有多少？
再回到歷史中來。說到現在的“學歷大躍進”，我不由得想起發(fā)生于幾十年前的那一場狂熱。1958年，中國進入“全民辦大學”時期。它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公辦高等學校，絕大多數是在原來中專的基礎上建起的，師資多少還算有點保證；另一種則是民辦普及性大學，用當時的話說是“發(fā)動全黨全民大辦大學”，這些學?；旧鲜切┓钦?guī)的半工半讀或者半農半讀的農業(yè)大學。論及教學質量，不過是中學水平。
至于大學名稱，有的叫“紅專大學”，有的叫“農民大學”，甚而有不少地方根據特產辦大學，于是有了“金州蘋果大學”、“寬甸石柱鄉(xiāng)人參學院”等。據說，湖北省孝感縣還辦了一所“水稻雙萬斤大學”，學員入學第一課就是“如何實現畝產兩萬斤”。學員們不怎么上課，大部分時間用在種實驗田，誰把水稻年產量提高到畝產兩萬斤，誰就能畢業(yè)。與此相映成趣的是，當時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公然宣稱，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一千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只有到了5000斤才能評為一級。環(huán)顧現實，如今的大學，以在某些核心學術期刊上發(fā)表多少篇學術論文，來衡量教師的科研水平，和按作物產量評教授級別的時代，多少有些神似。
當年的“畝產兩萬斤大學”是不是有學生畢業(yè)？我沒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無法直接做出判斷。不過，基于當下現實的種種邏輯，當年可能有不少學生是從“畝產兩萬斤大學”畢業(yè)的。既然浮夸成為一種常態(tài)，為了驗收合格、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學員們自然會從他人的田地里挪些糧食過來，算做自己的畝產量。學員的產量有了，這“畝產兩萬斤大學”就不會顆粒無收，也就有了繼續(xù)辦下去的理由了。
今天的大學辦文憑班，同樣會考慮讓學員順利畢業(yè)。《中國青年報》曾報道，據一位參加過研究生班“學習”的官員透露：“地方政府掏錢請一些大學辦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試，學員也不必操心學費，全由公款解決?！闭驗槿绱恕肮賹W聯動，互助互利”、“權力換文憑”，使“學歷大躍進”愈演愈烈，使大學“畝產兩萬斤文憑”，異化為徹頭徹尾的劣質文憑的供應商。（新京報 熊培云）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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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23公務員買文憑憑啥花納稅人的錢
- 2009-08-13一紙文憑真能提高公務員服務意識？
- 2009-08-08大學就應該向“注水文憑”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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