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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200∶3的受傷比例，“城管官員”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公眾都被“廉價的同情心”蒙蔽了雙眼:在城管執(zhí)法過程中，最受傷害的其實是城管執(zhí)法隊員。言外之意是，公眾對城管執(zhí)法中暴力抗法的同情并不理性。先不說公眾是否理性，以數字對比自居理性的官員難道就真的理性嗎？我倒覺得自稱理性的官員在這里犯了一個邏輯上的致命錯誤，因為他把受傷人數的對比嚴格限制在“暴力抗法”上。

的確，在“暴力抗法”上，執(zhí)法者和被執(zhí)法者的受傷害比例嚴重不對稱，因為商販在“暗處”可以出其不意，而執(zhí)法者在“明處”只能是“暗箭難防”。如果在偷襲式暴力抗法的前提下，城管受傷的人數還要小于暴力抗法者受傷的人數，那才是一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又有多少城管在執(zhí)法過程中有“暴力執(zhí)法”的行為呢？如果沒有這樣的雙向對比，那么任何的結論都是基于一種“偏頗的理性”得出的，不足為信。

事實上，以執(zhí)法者或者被執(zhí)法者受傷害的人數對比，來論證某一制度的合理性與否，本身就是一種問題非常嚴重的“理性分析”。一個文明的社會，從來都不會功利地去計算在某個制度的推行過程中，到底是執(zhí)法者受到的傷害多還是被執(zhí)法者受到的傷害多，因為任何的社會制度但凡會造成個體的無辜受傷害，都不是好的制度。

沒有人是天生的暴戾之徒，城管不是，小商小販更不是，雖然他們表現出來的暴戾有時候讓人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其實，在城管和商販誰受傷害更嚴重這個問題上，真正理性的思考，不應停留于誰比誰受傷害更嚴重，而要反思為什么我們的制度總是讓這些弱者互相進行傷害。否則，在“偏頗的理性”主導下的城市治理思路，非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倒會挑起公眾更為極端的對立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