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莊河市上千民眾在市政府門前集體下跪，要求市長出面接待遭拒絕，此事近日在網(wǎng)上曝光后，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知道，即使在被認為不講人權的封建社會，地方父母官面對上千草民的集體下跪，怕也是不敢拒絕的。但莊河市有關領導卻做到了，僅憑這一點，就應該對他們進行問責。
不過，問責只是對官員漠視群眾要求的事后處理，對我們來說，更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莊河市有關領導會這么做、敢這么做?是他們擔心這下跪的上千民眾來向政府鬧事和示威;還是他們覺得，對于這些“屁民”，本就不必理睬;或者另有其他什么原因?
我想，不管具體原因為何，有一點很清楚，即在現(xiàn)在的維穩(wěn)壓力下，出現(xiàn)莊河市這樣的情況并不奇怪。學者于建嶸最近提出了一個概念，他把目前地方的維穩(wěn)，稱作壓力維穩(wěn)，這種維穩(wěn)模式有以下特點：重視事后處理勝過源頭預防;重視基層，注重“實戰(zhàn)”;政績考核功能異化;成本高，投入大以及基于短期利益考量，并斷言壓力維穩(wěn)已經走到盡頭，再不改變，恐怕會出大麻煩。
借用于建嶸的“壓力維穩(wěn)”的提法，會發(fā)現(xiàn)，在目前要求將上訪和問題解決在基層的政治壓力下，對一些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干部來說，對付群眾上訪屢屢會采取兩種方式：一是“花錢買平安”，“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來解決”;二是不惜動用包括警力等在內的暴力工具，強行將群眾的上訪和要求壓制下去。前一種的實質其實是賄賂，后一種則過于迷信暴力。在中央強調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背景下，現(xiàn)在地方政府更多采取的是“收買”群眾，比起暴力來，收買當然顯得更“人性化”些，但也因此有可能給民眾提供一種誤導性的預期，使民眾覺得，要想自己的問題得到政府的重視和解決，就得制造點“威脅穩(wěn)定的事端”出來，從而激勵一些人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來表達和發(fā)泄不滿，形成一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互動模式。不過，如果事情真到了這一步，問題還未解決，為使事態(tài)不擴大化影響自己的仕途，地方政府會習慣性采取第二種方式，動用警力來壓制事態(tài)的發(fā)展。
總之，在壓力維穩(wěn)下，有的地方官員為了規(guī)避責任，要么采取高壓手段絕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價收買民意，但無論哪種方式，都只會激勵民眾在下一次行動中采取更加極端而非理性的態(tài)度。這是此種維穩(wěn)方式必然會產生的內在困境。莊河市政府有關領導拒不出來接見下跪民眾這種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之事，只有從這一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解釋。
由此看來，要將地方官員尤其是基層干部從“一票否決”的壓力維穩(wěn)的重負中解放出來，必須轉變現(xiàn)有的維穩(wěn)思路和模式，地方政府應該做到主動回應民眾的關切和訴求?？陀^地說，相對于前些年，各級政府在處理群眾上訪和突發(fā)群體事件時，身段和手法一般都比較柔軟，注意回應和引導民意，并強調對引發(fā)和產生沖突的地方官員進行問責。這是值得肯定的，比過去有所進步，但具體處理手法的改變并未消除威脅穩(wěn)定的根源。
所以，要真正解決問題，須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認識到“維權就是維穩(wěn)，維權才能維穩(wěn)”。這就需要我們從思想和思維上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過于夸大維穩(wěn)的重要性，似乎一個地方出現(xiàn)上訪事件，就好像這個地方天要塌下來一般;二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wěn)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shù)睦嬖V求與表達視為不穩(wěn)定因素，通過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xiàn)短期內的社會穩(wěn)定。
總之，當一個普通公民缺乏獨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響或改變政府決策和行為的時候，壓力維穩(wěn)只會激化矛盾和問題?，F(xiàn)在到了該拋棄過時的維穩(wěn)思維的時候，為社會不滿情緒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強化公共的政治參與，以改變目前社會利益關系嚴重失衡的局面。(鄧聿文 《學習時報》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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