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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文章似乎就是借魯迅新聞為藥引而已！

據(jù)說魯迅文章大篇幅從教科書撤退，也有人辟謠。其實，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社會上讀魯迅的人越來越少的，讀魯迅少，意味著魯迅文章的現(xiàn)實需求的退潮。捫心自問，近期有多少人會去讀魯迅？大規(guī)模閱讀魯迅的年代是出版市場的極度匱乏，頂著當代圣人（毛澤東語）的帽子，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唯一能全部出版文章的作家。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因為其在政治上的問題而無法出版；而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適，在當時，作為反面人物，其書反而無法出版，甚至被組織批判。至今，陳、胡的文章雖然可以大部分出版，然而，入選教材恐怕無人會作此猜想。

歷史學(xué)家朱學(xué)勤說過，毛澤東也是五四青年，有新文化運動改造中國人人性的沖動。這觀點不乏真知灼見。當然，也可能是來自新儒家的人皆可為堯舜理論。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干將之一，其主要的成就在批判丑陋人性上，當然，這個人性特指中國人的人性。晚清以降，天朝崩潰，清政府、北洋政府喪權(quán)辱國，中國人從世界的中心（自我認識）淪落到半殖民地的國民，我們民族的一批精英，在深刻反思為什么？五四的口號是要民主、科學(xué)，而反思中國為什么沒有民主、科學(xué)，大部分人就歸咎到中國的文化上去，打倒孔家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之一。

清末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破產(chǎn)，到了新文化運動時，全盤西化理論已經(jīng)喊出。由于見到日本引進蘭學(xué)、（西學(xué)）議會政治等一套西方體制后，進步神速，留過學(xué)的“醫(yī)生們”（魯迅、陳獨秀是留學(xué)日本，胡適是留學(xué)美國），自然更會相信中國病需西方藥來醫(yī)，而且需要連文化一起更換，這里面就包括魯迅想以文章來改造國民性。

平心而論，新文化運動中很多批判觀點是過激的，什么廢除漢字，兩千年封建都是吃人的文化等，基本上是否定中國之前的一切，似乎，中國這兩千年是活地獄。魯迅的批評對象，是中國人人性中的愚昧、冷漠（《藥》，吃人的禮教（《狂人日記》），奴性（《阿Q正傳》），一系列雜文，筆鋒所向，無一不是舊文化下的陰暗面。貧賤夫妻百事哀，一個國家窮且弱之下，病急亂投醫(yī)，似乎中國人本身是最大的病因，魯迅棄醫(yī)從文，看的主要是這一“精神病”。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魯迅太冷了。他筆下的人物幾乎沒有陽光。看多了魯迅，似乎中國人沒了希望！

90年過去，時勢異矣！當下的中國，已經(jīng)是《中國可以說不》流行的年代。按照國民生產(chǎn)總值中國已經(jīng)是世界第二，國民似乎已經(jīng)超乎尋常的自信，除了時評家在杞人憂天，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似乎已經(jīng)為某些國家所接受。至于文化，隨著一些人的荷包撲滿，并見識了西方的危機后，文化居然也徒然奮起了。反思魯迅，反思新文化運動，其實也早就在民間默默進行。

魯迅批判的人性，其實是不是中國人的人性，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樣，孔子說，性相近，習(xí)相遠。西方人也是人，有人性的貪婪、冷漠，君不見，金融危機的引發(fā)就離不開那幫華爾街精英的貪婪。只不過，西方慢慢發(fā)明了一種自由、法治的制度。從英國的傳統(tǒng)中，民眾多爭取了些自由，光榮革命后，慢慢地發(fā)展出限制君主專制的制度，有了這一模式的創(chuàng)新，君主立憲模式和法國大一統(tǒng)模式等進行“市場競爭”，慢慢地，西方民眾有了選擇，加上政教分離等，社會似乎也慢慢文明起來。

要知道，西方文化在野蠻的時候，可并不比中國文明。社會學(xué)家伊利亞斯的巨著《文明的進程》描述，西方從野蠻的社會習(xí)俗到后來的文明，其實是一個社會不斷分工，把人鏈接起來，處于互相依存的網(wǎng)絡(luò)，這網(wǎng)絡(luò)要求人在采取行動前瞻前顧后，自我調(diào)節(jié)，自我制約，這樣的過程離不開國家、社會、民眾的互動。假如說，沒有國家的民主化，法治化，西方的文化能否達到現(xiàn)在的文明水平，結(jié)論是不可能。

魯迅閱讀退潮，一方面是因為魯迅文章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國人由于物質(zhì)上的自信延伸到文化上的自信，也可能因為看到西方這種浮士德精神（嚴復(fù)歸納）的缺陷，如環(huán)保危機，全球變暖，無不是這種所謂工業(yè)文明的副作用。

閱讀魯迅的退潮，恐怕也是認識到中國人并非一無是處，全盤西方的破產(chǎn)，認識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和不同，從國學(xué)的復(fù)興，到中秋節(jié)等的回歸，無不是覺得文化的有些部分總是有差異，文明的多樣性是常態(tài)，文明單一化才是災(zāi)難。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部分也是中國近現(xiàn)代落后挨打的替罪羊，專制及其造就的專制文化部分，跟隨專制制度一起，才是應(yīng)該反思的東西。而一些普世價值，確實人類文明所共享的，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quán)。而魯迅筆下的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有時倒過來，成為有人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法治的借口。因此，或許有人愛讀，有人不愛讀。

閱讀魯迅的退潮，并不是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擺脫了舊的文化，無疑，中國現(xiàn)在的文化已經(jīng)是中西混雜，文明的沖突和融合，中國人穿上了西裝，引進了選舉制度，民主、法治也寫進了憲法。然而，無疑，如俄羅斯一樣，由于上千年的專制統(tǒng)治，造成民眾政治文化的一些偏好，會有路徑依賴，如偏好大一統(tǒng)，偏好面和心不和，不喜歡論辯，如對私人的忠誠超越法律職責的文化，這些迎合專制文化的東西，無疑仍需要魯迅精神予以批判的。因而，批判精神的式微或許也是，社會覺得批判沒什么用，以至于如魯迅所說的，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因此，更多的人就只生活在平庸里，得過且過。

毋庸置疑，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過去90年，中國社會土壤也大不一樣，文字表達方式也發(fā)生變化，閱讀魯迅的不流行是很正常的，我們的社會有了韓寒的雜文，也有了余華的小說等，溫和講理的胡適也已經(jīng)回來。且彼時新文化時代的主將的卓見，已化為報紙時評家筆下的常識。一個不需要偶像魯迅的時代，或才是新文化運動的終結(jié)。可惜，以筆為刀的新魯迅如韓寒已產(chǎn)生，不同的是，韓寒筆下有風雨，卻也有陽光。這一點，和胡適其實有類似之處。

魯迅雖死，其批判精神自然不會磨滅。但是，社會不光要批判，也要建設(shè)。中國人既不是天朝，也不是劣等民族，我們是正常的民族，文化中有被專制改造過的，也有可以留存的東西。我們天性中沒有奴性，我們的文化不都是吃人的禮教。批判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無疑用的仍是魯迅的精神。

魯迅閱讀退潮不是中國新文化演進的退潮，是國人對現(xiàn)代文明、人性、民族性理解的進步。因此，魯迅文章有沒有退出課本，或者將來，胡適、韓寒的文章能否進入課本，這種事情看似很重要，然而，也沒什么大不了，因為，社會已經(jīng)把后者列入閱讀對象，把前者放到了書架頂層，社會，本身就是大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