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亞洲面積最小的獨立國家，它的經(jīng)濟成功和社會穩(wěn)定，一直被學(xué)者歸類為威權(quán)主義的典范，又或是“東亞模式”的奇跡。無論這是否過譽，我們不得不承認新加坡的一切規(guī)劃均動過腦筋，像如何通過體育建構(gòu)國家應(yīng)有的形象就是典型例子。
新加坡于1963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面對重重內(nèi)憂外患，外有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壓力，內(nèi)有黨派的挑戰(zhàn)。李光耀于是定下新加坡作為多民族國家的國粹，以及基本民族組成比例：約七成多華人，一成半馬來人，一成以下印度人；定英語為國語，同時承認普通話、馬來語與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新加坡發(fā)展的體育項目，也就需要包含這些民族擅長的強項，例如華人擅長的乒乓球，馬來人擅長的羽毛球、壁球，乃至印度人喜歡的板球、曲棍球等，它們綜合起來，才是新加坡的總體形象。近年新加坡啟動“體壇精英移民計劃”，雖然參加的大多來自中國，而被內(nèi)地憤青嘲笑為“挖角”，但依然兼顧著上述項目的平衡發(fā)展，好讓新加坡國家隊面向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這些重要區(qū)域大國時，都有共同話題，都可以搞體育外交。李顯龍對依靠新移民達成體育突破欣然接受，說“你們讓我們感到驕傲，讓我們深感榮耀”。
新加坡又開宗明義以社會贊助的方式支持體育發(fā)展，反對舉國體制，也許它自知沒有足夠資源搞由上而下的體育，自然得對由下而上的發(fā)展有個說法。對獲獎的運動員，新加坡也管得挺嚴，一般讓獎金、甚至廣告收入交由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扣除行政開支，才向運動員分賬，再以這些上繳中央的金錢負擔運動員日后的退役開支，甚至指定部分獎金必須用在日后的進修。這手法一貫新加坡的家長制，不過新加坡政府的解釋倒合情合理：不少“他國”運動員成名后一朝暴發(fā)，反而破壞他們的運動生涯，也為社會樹立壞榜樣，還令他們習(xí)慣揮霍而缺乏長遠規(guī)劃，退役后無依無靠，新加坡的做法就是要既照顧運動員的長遠人生，又要加強社會效益。自然，這也是新加坡形象的一部分。
新加坡雖然面積細小，但既然定位為國際都會，也希望成為體育中心。新加坡曾主辦的體育盛事甚多，最著名的是三屆東南亞運動會，以及剛在2010年舉辦的第一屆青年奧運會。新加坡對成功為一項國際性體育比賽開荒感到十分自豪，認為這是對新加坡精神很好的宣傳，新加坡的工作效率與紀律，也為國家形象做到促銷。比賽完結(jié)后，力主申辦的社會發(fā)展、青年及體育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wù)次長張思樂人氣急升。從新加坡選擇主辦的比賽可見，它是量力而為的，像“青年奧運”聽起來很宏大，參賽隊伍來自國際奧委會全體205個中的204個(以及以個人身份參加的科威特運動員，科威特奧委當時因政府行政干預(yù)被暫停會籍)，但總花費只有4億坡元。
談及成本效益，新加坡除了挑選國際體育盛事來主辦，也積極爭取主辦國際體育會議，這是其它國家較少看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學(xué)者Belinda Yuen曾在新加坡城市規(guī)劃雜志《城市》撰文介紹這策略，并以2005年新加坡主辦國際奧委會第117次全體大會為案例。她認為主辦這類會議本小利大，只要來自世界各國的媒體轉(zhuǎn)播新加坡三分鐘，就等同一整年的公關(guān)宣傳。不少國際體育組織參加會議后，對新加坡的安排贊不絕口，立刻建議在新加坡舉辦他們的項目比賽，已令新加坡應(yīng)接不暇。這會議更突出了新加坡的長處，即要當“以服務(wù)業(yè)為主導(dǎo)的全球經(jīng)濟體”，而避開了新加坡體育水平不足、民眾投入程度不夠、基建不及中東國家不惜工本等短處，充分發(fā)揮了小國的相對優(yōu)勢。
當然，新加坡還是希望在國際體育界更上一層樓的，但它定下一個前提，就是先讓新加坡變成一個由下而上的體育強國，才爭取其它。新加坡政府為此推行“卓越體育計劃”，目的是發(fā)展“有利于推廣新加坡品牌和符合人民需求的頂級體育項目”，說白了，就是希望投資的項目能同時獲人民支持、傳銷國家形象，以及獲獎。目前新加坡以在2016年里約熱內(nèi)盧奧運會奪得六面獎牌為目標，以新加坡擅長的針對性部署看來，這樣定標不會全無把握。雖然新加坡在奧運總共只曾獲得兩面銀牌，但觀乎它在歷屆亞運的總表現(xiàn)，共得到27金40銀80銅，超過好些東盟鄰國，以它的面積和人口計算，這成績是不俗的。不足之處是新加坡始終沒有一項國技，能獨自弘揚新加坡應(yīng)有的國家形象，同時合乎政治正確的多元文化原則，但這就是可遇不可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