蕪湖新政夭折不代表所謂“救市”沖動的夭折。當認真執(zhí)行調控的答案浮現的同時，另一個問題又隨之而生，即地方政府拿什么補缺。

只實施了三天，被外界視為“龍年救市第一槍”的蕪湖樓市新政即宣布暫緩執(zhí)行。買房免契稅并給予特定購房者政府補貼的好事兒，事實上等于夭折。

一個三線地方政府的樓市政策之所以引人關注，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面：一個，新政本身成了地方政府測試樓市調控政策寬緊的壓力表，透過地方政府的“吃螃蟹”，人們可以從中判斷政策上已經明確表達過的“繼續(xù)調控”，在落實、檢查等方面究竟能執(zhí)行到多認真；另一個，新政本身的出臺，強烈地表達出了這樣一個信號：受樓市調控影響，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已經開始窘迫。那么，地方政府怎么辦？

住建部約談，新政三天就落幕明確表達出了這樣的政策意志：至少到目前，樓市調控和變相救市之間，沒有緩沖區(qū)，沒有灰色地帶，既定調控政策迄今沒有軟化或微調的可能。這個回答不僅是針對蕪湖的，其實更是針對其他一些處在觀望期的地方的。

就建設一個符合國情的、多層次的住房體系的角度講，這個答案無疑是正確的。商品房市場不可能成為住房市場的唯一依靠，只有保障房與商品房體系并立，城鎮(zhèn)居民的居住權才可能實現基本滿足。盡管在現有設計中，地方政府通過向商品房市場出讓土地可以更容易獲得較充沛的資金，而建設保障房的利潤預期要低得多，但是，從滿足居民的居住權這一基本權利出發(fā)，居民的居住權是比地方政府利益更大的利益。蕪湖新政夭折實際上是對這一點的強調。

盡管最終結果再次發(fā)出了強烈的調控信號，不過，并不是闡釋了所有的問題。蕪湖樓市新政的嘗試，還發(fā)出了其他信號：一是讓地方政府脫離土地財政的難度很大。如果不是因為土地為地方政府財政提供了最大價值，就用不著出什么新政。而地方政府離不了土地財政的事實本身，也提醒著堅持樓市調控的難度有多大。地方政府、投機（投資）資金、剛需，都可能成為軟化調控的因素。二是地方財稅體制改革有多迫切。如果地方政府擁有穩(wěn)定的、可培育的財稅來源，那么就犯不著在土地財政上這么焦慮和執(zhí)著。土地價值對于地方政府資源調配、政策擬定方面的過大影響力，就可以弱化。只有出現了這種弱化，樓市面貌才能出現基本改觀。

蕪湖新政夭折不代表所謂“救市”沖動的夭折。當認真執(zhí)行調控的答案浮現的同時，另一個問題又隨之而生，即地方政府拿什么補缺。這個問題，是向財稅體制提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