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晚報》上讀到全國政協常委鄭惠強先生的一番言論，發(fā)現終于有人關注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并為之建言了，不由得眼睛一亮。

記得前年廣東省“兩會”期間，因為省國資委主任“勇于在聚光燈下公開拿自己說事、勇于公開代表本系統(tǒng)的利益”，受到《南方周末》署名“銳圓”的文章贊揚。對此，我曾寫過《“拿自己說事”的局限》一文提出疑義。在我看來，參加“兩會”的人員，僅當“擺設”固然不好，如果只“拿自己說事”，只“代表本系統(tǒng)的利益”，也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不是黨政領導干部，就是各界“成功人士”，都去“拿自己說事”了，都去“代表本系統(tǒng)的利益”了，那么，非“成功人士”者的利益又由誰去“代表”，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待遇，又由誰去為之仗義執(zhí)言？

鄭惠強先生所說的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據鄭先生所說，改革開放以來，用工制度日益多樣化，以勞務報酬為主要來源的勞動者已成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過去31年中，“工資、薪金所得”的稅收免征額先后4次調整，從8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勞務報酬所得”的稅收免征額依然保持在800元。例如，1800元的勞務收入，僅20%的所得稅就得交納200元，再加上5%的營業(yè)稅，以及城建稅、教育附加稅等，剩余的就是1500多元。勞務稅的免征額之所以會有三十年一貫制的奇跡出現，參加“兩會”的人員，少有“以勞務報酬為主要來源的勞動者”，因而也少有人注意到這個事實并為之建言，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就連去年熱議提高個稅起征點時，也很少有人關注過勞務稅。鄭先生與“兩會”都沾著邊——在全國，他是政協常委；在上海，他在人大任職。他能關注“以勞務報酬為主要來源的勞動者”的利益，為提高勞務稅的免征額建言，就顯得十分難得。

讀到有關鄭惠強先生為勞務稅建言的言論后，我上“百度”搜索，想看看還有多少人在為勞務稅建言。結果發(fā)現，在鄭惠強之外，還有一位，就是上海市盧灣區(qū)的政協委員方宇清。方先生長期從事物業(yè)管理方面的工作，與月收入僅1000多元的低收入群體多有接觸，去年此時，他發(fā)現低收入群體對正被熱議的個稅法修改漠不關心，因為不管是3000元、5000元，還是1萬元的起征點，都與他們沒有多大關系。于是，方先生提出了關于“提高勞務所得稅起征點”的建議。據2011年6月29日的《新聞晚報》報道，“他的建議受到上海市政協的高度重視，目前已由市政協上報全國政協，并由全國政協轉發(fā)至國務院及相關部委”。據此分析，鄭惠強先生的建言，當與方宇清先生的建議以及上海市政協的態(tài)度有關。

客觀地說，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委員，對于低收入群體的關注度，都在不斷增強，諸如外來務工人員的看病問題，農民工子女的求學問題等等，為之仗義執(zhí)言的不無僅有。但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事，與此相比，對于勞務稅的免征額（或起征點）之類，就不太容易被人發(fā)現。之所以很少有人為此建言，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鄭先生能為低收入者的利益建言十分難得，方先生能從細微之處體察民情，關注民瘼，上海市政協能對此類提議“高度重視”，可謂“一枝一葉總關情”，也都相當可貴。（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