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畢竟是少數(shù)，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難以讓廉潔成為大多數(shù)公權者的行為準則。

5月15日，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賄行賄受審。據(jù)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當?shù)?7名干部共計人民幣1238萬多元、360萬港元、20萬美元，檢方指其受賄物品包括挖掘機。朱育英稱，收了這么多錢后，一分錢都沒敢用。

1700多萬，多乎哉，不多也。在貪官紛紛成為“億元俱樂部”成員的情勢下，1700多萬恐怕連“大貪官”也稱不上。朱育英貪腐“亮點”在于，他在“一分錢都不敢用”的同時，連龐然大物挖掘機都照收不誤。時下，賄賂“轉(zhuǎn)型”，轉(zhuǎn)入“雅賄”與“期權”時代，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已經(jīng)過時，朱育英似乎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對沉甸甸的“硬通貨”有偏好。

“一分錢都不敢用”隱喻他對權錢交易、收受賄賂是何種性質(zhì)的行為以及行為的風險有著清醒的認識，并時刻準備“贖罪”，一旦事發(fā)，全額退贓，減輕罪行，獲得輕判。既然如此，他為啥好像“病已上身”，最多一次收百萬賄款，連笨重的挖掘機也一樣“笑納”？看似不可思議，實是人性貪婪與監(jiān)督失靈使然。

據(jù)說非洲有一個抓猴子的方法：把果子放在樹洞里，樹洞剛好能讓猴子把手伸進去，但是猴子拿到果實之后就沒辦法把手拔出來，獵人輕易地就能把貪心的猴子抓住。猴子若此，人何嘗不是？貪婪是人性的弱點，自古皆然，中外如一。你承認，或者不承認，它都擺在那里。在形形色色的利益、欲望面前，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畢竟是少數(shù)，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難以讓廉潔成為大多數(shù)公權者的行為準則。

當利益輸送呈現(xiàn)“鏈條效應”，賣官鬻爵成為潛規(guī)則，處于鏈條中端的無疑就是“二傳手”。他一方面是“大魚”眼中的“小魚”，成為別人盤中那道小菜；另一方面，他又要不斷吞食“蝦米”，以攫取足夠的“營養(yǎng)”。社會曾廣泛流傳某位官員在接受調(diào)查期間大放厥詞，“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3天3夜，把××官場翻個底朝天！”這些話也許有夸張成分，但絕非誑語。如果不是買官賣官在當?shù)匚等怀娠L，茂名也不可能有200多干部同時跌入“羅蔭國案”的漩渦。朱育英亦然，他在大肆收受下層官員賄賂的同時，也向羅蔭國“進貢”，以謀取茂名市人大副主任一職……

反腐議題討論到今天，已經(jīng)不再是技術層面的“方法論”——用什么招數(shù)對付腐敗。社會貪腐成風意味著什么，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溫家寶總理在今年3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提到，“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zhì)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堪稱警世良言。

然而，對一些基層官員而言，利劍出鞘，難免傷及自身，一旦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許多人立馬就成了“口頭革命家”，口惠而實不至，非不能至，不愿至。反腐之難難于上青天，難在利益關系調(diào)整。隨著社會階層分化、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階層也得到較大提升，有的進入既得利益集團行列。這一變化的現(xiàn)實困境在于，當公共政策制定者對調(diào)整社會利益關系、改變利益格局的公共政策投鼠忌器，公共政策出臺就會出現(xiàn)“遲滯效應”，哪怕是一些被理論、實踐雙證實的反腐高招也不例外，一如官員財產(chǎn)申報制。

政府職能歸位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反腐敗更是如此，需要刮骨療毒、壯士解腕的勇氣，讓“一分錢不敢貪”成為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