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各種研討會，印象最深的不是專家們的高見，而是他們都喜歡說一句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果斷，不要被網上的言論所綁架，不要被民憤牽著鼻子走。

比如，參加一個社會保障的主題論壇，談到延遲退休和事業(yè)單位的改革時，有專家義憤填膺地說：有些改革早就該推行了，不能因為網上一反對、輿論一批評，政府立刻就退回不改了，這種息事寧人和缺乏決斷力，不是應有的改革態(tài)度。參加一個關于資源價格調整的研討會，專家也是憂心忡忡：中國的資源價格太低了，必須漲價；每次一說要提價，輿論就反對，輿論一反對，漲價的議題就被擱置了——事實上，只要漲價，輿論必然會反對，政府總這樣被民意綁架，什么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這類專家觀點我很認同，官方在很多問題上確有被民意和網憤所綁架的傾向，因此使一些應有的改革寸步難行。政府決策應尊重民意，但又不能被其綁架和裹脅：一方面，民意不是唯一的參考因素，在很多問題上正當程序比民意更重要，民主才是一種正當程序；另一方面，民意并非一定就是正確的，其中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情緒化和民粹化的聲音有時甚囂塵上。政府的民主決策應該排除各種法外力量的干擾——長官的意志、行政權的左右、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當然也包括這種網絡情緒和憤青輿論。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政府失去了應有的決斷力呢？

首先在于，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語境下，這種民粹情緒和網憤的力量，成為一種越來越強勢的輿論力量。這種情緒站在“我反抗我正義”的道德高地上振臂一呼，在民間很有道義感召力和凝聚力。尤其是這種情緒經由網絡發(fā)酵和放大后，很容易變成一種來勢洶洶無堅不摧的聲浪，遮住理性的聲音，成為改革的阻力。沒有一個政府不頭疼于這種洶涌的輿情，“怕事”的官方有時只能選擇息事寧人擱置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