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關于教育的話題總會成為焦點，哪怕只是觸及某個點的簡單現(xiàn)象，也會激起寬泛的漣漪，比如“不為8000元工資為當省部級官員”這樣的學習理想，不僅導致了校長痛心，還引出很多仁人志士參與到事件本身的是非之中。其實一些事情很難在個體身上論個明白，然而，如果我們認同重復的意義在于這個東西還在延續(xù)的話，一些反復多年的賢能憂思，表征的大約應該是問題的持續(xù)存在了。這不奇怪，當條件反射般的答案記憶取代沉思默想多年后，要避開教育層面上的價值理念問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試想，在今天的環(huán)境下，即便有人苦口婆心地勸誡家長和學子們：獲取知識的欲望和世俗的目的是不相關聯(lián)（或者是少關聯(lián)）的，誰會坦然地將這樣的理論付諸實踐呢？

坦白說，我就認為“痛心”不是真誠的，如果北大能像常春藤名校那樣，學校大慶之日把一名幾十年從事平凡社區(qū)工作的普通人士舉為知名校友，貴賓席戴花就座，或許可以打消我的疑問。然而事實上沒有這樣的故事，從校慶排座次就可以看到：部長、院士、財主貴賓座席，閑雜人員尋不到定所。當然，我們無需責怪學校，認真做好平凡的工作是不能給學校帶來光環(huán)的。學校的榮耀從何而來，計算學校排名什么樣的人物分量重都是不需要爭論的，我不信北大不以培養(yǎng)部長為榮，更不相信會以培養(yǎng)平凡的社區(qū)工作者為傲。另一方面，個人的精英夢想無可指責，就像克林頓想當總統(tǒng)的念頭在學校里就發(fā)芽的時候，校長面上發(fā)光，怎么會痛心呢！反倒是知名學府同流于市井，以世界名校、“985”甚或研究型大學之名巧取更多國民財富的時候，恐怕就不得不痛心了。今年“兩會”期間就有代表形象地表達了“痛心”：高等教育親疏分明，“貴妃”名校有之，“常在”得到的“賞賜”（經費）遞減，更多的“宮女”有點自生自滅的樣子。

客觀來說，三六九等的大學等級不過是局部的問題，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傾向于大學的人才培養(yǎng)理念。我們可以從一些數(shù)據(jù)中清楚地看到這一現(xiàn)象。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接近765億元，低于近995億元的初等教育投資，然而到了2010年，高等教育投資5629億元，多出初等教育經費741億元。顯然，在“人才培養(yǎng)”的教育理念下，即便我們忽略熱衷于培養(yǎng)喬布斯之類的怪異行為，教育平等也不真實，如若不是夢想的話，不知道還剩下些什么——我們是不是過分向精英培養(yǎng)傾斜了。

在高等教育日益受寵的背景下，義務教育自身也在三六九等多年后，延續(xù)著老路，就如我所在的城市，比較起教育資源平等來，管理者更熱衷于名校及其分校的建設。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策略得到受益或者行將受益、或者等待得益的家長們熱烈的支持，這些人中幾乎沒有誰關心資源的公平。而在更廣的層面，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分稅制以來，中央財政占比超過50%，盡管有新《義務教育法》，但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仍然是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者，現(xiàn)實的結果是發(fā)達地區(qū)和落后地區(qū)的教育水平差距擴大了。這難道不令人痛心嗎？

一個清楚的事實是，無論在區(qū)域社會，還是國家層面，基礎的義務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就如那些足球強國所昭示的道理，強大的國家隊必須，也只能建筑在良好的底層基礎之上，教育以及國家也是這樣的一座金字塔，塔尖的人才取決于基礎的義務教育，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歷史軌跡中找到證據(jù)，回過頭來，從本國的教育實踐發(fā)展看，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判斷出義務教育的邊際產出遠遠大于所謂“一流大學”。

個人、或者一些私立機構胸懷培養(yǎng)精英的野心，我們大可不必偽裝出痛心的樣子，但當要求所有的納稅人為個別的私心出資的時候，真的很令人心痛。在全民的層面，傾向于精英的取向無疑是短視的。當我們面對資源分配失衡所帶來的效率損失的時候，不妨思考一下還在盛行的理念，國民的素質、科技的水平是不是一個甚或幾個喬布斯能夠代表？我們不應該再罔顧明顯的事實了——只有加長最短的那塊木板，木桶才能夠容納更多的水，讓長板更長的做法，只可能在視覺上改觀，實質上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