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湖南日報》介紹了張家界市一涉黑涉惡團伙被抓獲及審判的情況。報道稱此案在張家界市慈利縣法院一審開庭，主犯唐建勇被判有期徒刑19年。不過，該消息卻被慈利縣法院否認。

這事恐怕八成是記者偷懶擺的一個“烏龍”。因為，在省公安廳召開的新聞發(fā)布會上，雖然新聞材料已提及“19年”之說，但又當場告訴參會媒體此案尚未宣判，估計記者直接拿著新聞通稿就去發(fā)新聞去了，所以就擺出個“烏龍”來了。不過，恰恰是這個“烏龍”，卻無意中泄露了一個刑事訴訟的“潛規(guī)則”，那就是審判聽從于偵查。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公、檢、法之間的關系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就是擺在公眾面前的“明規(guī)則”，這一“明規(guī)則”與國外刑事訴訟實行的“審判中心主義”有差距，但在要求“互相配合”中還是強調了要“互相制約”。那么，法院不僅相對于公安機關有獨立性，而且對公安機關違法偵查或者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要說“不”。

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強調“維穩(wěn)”的重要性，也由于公安機關在地方的相對強勢地位——通常公安局長兼政府副市長或者黨委常委，甚至是政法委書記，在規(guī)則之下就發(fā)展出另一套潛規(guī)則。那就是偵查中心主義，也就是俗話說的“公安機關管做飯，檢察機關管端飯，法院管吃飯”。過去，公安機關偵查出來的許多案件，通過政法委的協調等方式，無論案件質量如何，法院總是“消化處理”，儼然成為了個垃圾處理場。

張家界市的這起涉黑案，法院尚未宣判，而公安機關就知道，這事本來不應該發(fā)生。按照法學家洪道德的說法“法院對案件的評議應當是保密的，這不僅包括評議過程，也包括結果。法律規(guī)定的公布形式只有一種，即宣判。在此之前，法院無權將相關情況告訴公安，公安也無權去打聽”。但是，法律的邏輯抵擋不了現實的邏輯。法律是要求法院不能在未宣判前告訴公安機關，否則，就可能讓審判受到事實上的干擾，但是，在現實中，出于維穩(wěn)和公安機關的地位強勢，恐怕法院難免就要為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進行事先通氣、協調，以免到時判決讓公安不滿意，傷了和氣。因此，公安機關比其他當事人提前一步知曉判決結果，又是在情理之中了。

公安機關提前知曉對于公眾而言是“見怪不怪”，但是，這種潛規(guī)則盛行難以樹立審判的權威和中立，也就難以避免冤假錯案和保障人權。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就必須改變這種潛規(guī)則，建立“審判中心主義”的訴訟模式，而幸運的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我們有理由相信，像張家界這樣公安機關提前知曉審判結果的現象會越來越少，審判有望真正獨立于偵查與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