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女兒的幼兒園邀請婆婆去參加孝老活動，我才想起來，10月21日是重陽節(jié)。

二十個孩子的班級，涌進了數十個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生活空間被圈定在幼兒園、超市、小區(qū)的三角形之內，生活時間按兒孫輩的工作學習節(jié)奏定型，好不容易有一次自己當主人公的文化活動，馬上傾注了別樣的熱情。

也許所有的普通老人都在過這樣的日子。在重陽節(jié)的新聞中，有報道聚焦那些晚年離開故土來大城市與子女長期同住的老人，稱他們?yōu)榧m結的“老年漂”群體；有報道關注空巢、孤寡老人，稱他們亟待精神關懷。各種報道的細節(jié)互相交織，無不透露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固化和文化生活的荒蕪。

一老一小的社會兩極，文化生活相差太多。如果談起孩子的文化活動，每個家庭都會滔滔不絕。但如果問起老人的文化活動，很多人肯定會一時結舌。他們到底在玩什么，在讀什么，在看什么？

普通老年人會去看電影嗎？今天，當一部電影還是編劇手中的兩頁紙時，制片方就已經在充分考慮“90后觀眾占比58%”的前提了，就已經把故事的受眾廓清了。所以，中年人的故事也要按青春片的邏輯展開，戰(zhàn)爭片、災難片也要借鑒偶像劇模式，年輕人的喜好被取悅，老年人的關注點被漠視。不要說很少看到一位老年人在走出電影院時開懷大笑或熱淚盈眶的景象，對很多老年人而言，去看電影本來就“不是我的生活”。

電視劇會安慰到老年人嗎？答案恐怕也并不樂觀。在熱播的倫理劇中，老年人常常以臉譜化的形象出現——或是瘋狂逼婚的母親，或是惡斗兒媳的婆婆，或是神神道道捧著中藥罐子、念著養(yǎng)生段子的父親、爺爺。他們如同沒有任何“前傳”和成長經歷的木偶，突兀生硬地插入年輕人的生活敘事，與自我革新和個性解放作對，演繹著羈縻現代生活的陳舊意識形態(tài)，最終完成被揚棄、被跨越的角色功能。我不知道老年人能否把感情代入這樣的角色，但這種代入肯定是不舒服的，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個老年人要讀書，很少有社區(qū)圖書館或社區(qū)讀書會可供選擇；要聽講座，也罕有不賣藥、不賣理療儀、不推銷理財產品的公益課程。老年大學和大型圖書館更無法直接救濟到普通老人——老年大學早已一座難求，而如果按照老年人八點送園、十二點做飯、五點接孩子的生物鐘，頻繁往返城市大型圖書館也是不可能的。當然，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群體不管處于哪個年紀都有能力自己尋找精神空間，但絕大多數被稱作“老張老王”而不是“張老王老”的普通老人，卻要實實在在地依靠大眾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來改變晚景。

我明白，面對這樣的情況，家庭要首先自我反省。但該反省的，肯定不只是家庭。不然，我們的老人真就只剩下廣場舞這一個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