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fā)《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提出鼓勵彈性作息。其中特別提到了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yōu)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這項被外界冠以“2.5天休假”的鼓勵性政策目前已得到廣東等11省份的支持，各省相關意見于此前的夏至前后陸續(xù)發(fā)布。不過，也有人開始憂慮，如此惠民的政策，會不會淪為少數有條件單位的獨立待遇，對大多數人不過是竹籃打水鏡中月。

疑慮的背景，自然是國內長期以來的“加班文化”。無效加班、無謂加班、無償加班……盡管頗為無奈，但許多人仍必須承受主動或被動加班。

對休假權如何落實的追問偶爾可能帶來某些社會性的反思，更能激起共鳴的，則是近年來年輕生命職場早折的消息。盡管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震顫了“加班文化”曾經的毋庸置疑，卻無法從事實上扭轉普遍的加班現象。

長期加班，更別談休假，年輕人找不到幸福感。想對加班說不，可為此丟掉飯碗似乎又是任性?？傊?，加班是一個與個人所處行業(yè)、企業(yè)自覺性高度相關的問題，不同的單位無法對比參照，勞動者除了接受應對，完全無能為力。

從另一方面來看，壓縮休息本身，是不是對小至企業(yè)大至國家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推動力呢？實際上，休假權保障最全面的歐洲，即使在深陷經濟泥潭的當下，也沒有試圖通過加班加點的方式促進經濟活力。走出蠻荒的經濟發(fā)展初期，人們更愿意接受唯有給予充分休息，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增強發(fā)展持續(xù)性的道理。用列寧的話說，一個不會休息的人，也就不會工作。進一步站在社會系統(tǒng)的層面，即便加班能在短時間內見到實際收效，但無形消耗的健康成本和對應的醫(yī)療開銷，最終算下來可能還是得不償失。

企業(yè)當然不會高屋建瓴地認識這個問題，以現有的人力資源最大限度地追逐眼前的利益永遠是其第一考量。正因于此，國家的視角才有必要投入更多的關切，切實推動相關制度的完善和改進。應當說，過去的幾年，我們已經從制度建設上做了極大的改進，無論是職工帶薪休假條例的頒布，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旅游法等相關上位法對應保障條款的設立，還是《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等對旅游休閑權利的格外強調，表現出國家的關注與“在場”。

在上下聯動的拒絕加班的呼聲下，目前最大的障礙還在于怎么保障落實。法律法規(guī)賦予了勞動者休假權，但勞動關系的不平等，讓這項權利依舊紙上談兵，愈是低收入者權利被剝奪的程度愈甚。如何讓國家制度滲透到具體的單位，成為機構、企業(yè)制度的一部分，減小其自我發(fā)揮和最終解釋的權，既要進一步在休假權內容上細化，也要以有力監(jiān)督推動創(chuàng)造不加班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