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付林“涉嫌貪污，造成科研經費損失220余萬”，被北京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這則報道成為這兩天的網絡熱點?！懊！?、“科學家”、“科研經費”、“貪污”等似曾相識的高頻詞，再次讓人反思高校科研經費使用制度的弊端。去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了《關于充分發(fā)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科技創(chuàng)新的意見》，強調在辦案中正確區(qū)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區(qū)分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與貪污、受賄之間的界限；區(qū)分突破現(xiàn)有規(guī)章制度，按照科技創(chuàng)新需求使用科研經費與貪污、挪用、私分科研經費的界限等。

類似付林涉嫌犯罪均涉及科研經費使用過程中涉嫌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為，對此類犯罪的構成要件，我國刑法均有明確規(guī)定。只是試問，付林在“出事”之前，有無仔細研究過這些法律條文，有無聘請一個高級法律顧問為其“把過脈”、“會過診”？我想應該沒有。付林團隊在危機出現(xiàn)后，聘請的所謂“法律顧問”只是一個剛從學校畢業(yè)的法律系學生，何以能成為“顧問”？所謂“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科學家只有專注于科研，才能成為“家”，法律人只有專注于法律，才能成為“師”。專業(yè)的事情只有交給專業(yè)的人做，才是正解。在科研上，可能“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在法律上，罪與非罪的界線可能就在舉手之間，一念之間。正如付林案出現(xiàn)的情況那樣：“該作廢的合同沒有作廢”，“為了把事說圓一點，就補了一份合同”，“兩次打款太麻煩，就把它們合在一個合同里”。正是這一“補”、一“合”，可能就涉及“罪”與“非罪”的界線。

科學家應該請個法律顧問，聽起來有點大題小做，實則不然。2016年7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制度的意見》，要求所有的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國有企事業(yè)單位分類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那么法律顧問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從大處著眼：提高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依法經營、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從實處彰顯：幫助當事人預測行為的合法性評價，隨時幫助當事人解決遇到的法律問題，幫助當事人做好整體戰(zhàn)略和局部策略的合規(guī)性審查，代理當事人處理各種法律糾紛和事務等。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推進，法律顧問目前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迫切需求，絕不是一件可有可無之事。國家政府機關尚且有如此需要，難道科學家就不需要？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迸c其等到對簿公堂，身陷囹圄，才想到法律的威懾力，才想到法律顧問的重要性，不如盡早聘請法律顧問，止訴訟于青萍之末。愿付林等著名科學家不幸之事不再發(fā)生，愿付林之后再無“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