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調查發(fā)現(xiàn)，河北石家莊一些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在執(zhí)行“幼升小”政策時要求：父母和孩子3個人的戶口必須在一處才能上片內學校，否則只能接受調劑。為了孩子在片內入學，一些夫妻二人中有一方戶口沒在片區(qū)內的，只好去辦了離婚手續(xù)，由此出現(xiàn)了戶口異地夫妻扎堆離婚的現(xiàn)象。

“子女與父母雙方戶口在一處”與“子女戶口與父母一方在一處”，就是直接入學與接受調劑之別。如此決策的依據到底是什么？事實上，很難看出這其中有何價值層面的考量，其主要作用只是以家庭狀況區(qū)分出“層級”，用以作為入學的依據。

公共政策如果對家庭狀況作出過度細致要求，并以此決定明顯的利益劃分，那么就是在與家庭倫理博弈。很顯然，將假離婚的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恐怕有失客觀。面對教育資源如此緊張的局面，政策又留下了一絲切口，如此選擇不難理解。

石家莊“幼升小”致離婚扎堆的現(xiàn)象并非孤例，近些年假離婚或假結婚并不少見，在拆遷補償、買二套房、孩子上學等時候都會出現(xiàn)。盡管戶籍改革和遷徙自由是改革的整體語境，但把戶籍和婚姻狀況等拈出，在公共資源緊張時作為限制性依據，在很多時候甚至構成了政策制定的路徑依賴。這客觀上就形成了對賭，選擇利益還是堅持倫理的二選一，被拋諸眾多群體面前，構成他們的艱難選擇。

在媒體的報道中有專家學者如此說：“或許教育主管部門有不得已的苦衷，片區(qū)內孩子太多，容納數(shù)量有限，不得不采取這樣‘極端’的措施。”這種苦衷，確實也客觀存在。但在政策制定時，往往會決定“苦衷”向哪個群體轉嫁，公共資源難以分配的苦衷可能會被轉嫁為夫妻假離異的苦衷。原則上說，把公共性難題轉嫁到個體身上應當是有所克制的，公共政策倫理應當與家庭倫理呈現(xiàn)同向的價值導向，前者理當呵護并鞏固后者。

歸根結底，出現(xiàn)假離婚景觀的肇因依然是公共資源供給不足。古語云：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共資源是否充足，政策如何導向，同樣能決定民眾的誠實品質與社會的道德水準。具體到石家莊的個案來說，必然是增加教育資源供給，才能實質上解決問題，才不至于構成對正常家庭關系的挑戰(zhàn)。

當前，我們強調在社會樹立正向價值觀，很多時候影響價值觀的并不只是文化產品，公共政策同樣能具有重大的影響權重。不妨試想，這些“幼升小”的孩子，在接受小學教育之前，還得接受父母假離婚的“言傳身教”；對于父母來說，即便被反復叮囑婚姻的神圣，卻又不得不擠進入學政策為婚姻狀況留下的博弈空間。反過來，社會整體道德認識水平，又必然影響公共政策的人性化程度。

政策制定者須重視政策的廣泛影響，一些怪現(xiàn)象，往往是政策“引導”出來的。個體情況總是千差萬別，一一都納入考量，為政策層層加碼，目的是增加政策的嚴密性，卻總會留下縫隙，可供個體輾轉騰挪。而當縫隙越逼仄，騰挪的次數(shù)越頻繁，也必然加劇震蕩社會的道德認知。因此，面對社會管理治理難題，必須放棄“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思維，始終把公平作為貫穿一切政策制定的價值尺度，尋找根本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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