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此文最后一句感嘆：“呵，中國真是個最藝術(shù)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從前后時隔八九年的這兩段極其相似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這樣幾點：一，魯迅表面上說的是梅蘭芳及其“男人扮女人”的藝術(shù)，其實卻是諷刺所謂“中庸”；二，魯迅諷刺的這種“中庸”之“可貴”，就“在于兩面光”，也就是朱熹所謂的“不偏不倚”，孟子所說的“一鄉(xiāng)之人皆稱愿”的“閹然媚于世也者”，孔子所厭惡的“鄉(xiāng)愿”，倒恰恰不是孔子所謂的中庸；三，時隔八九年，魯迅的意思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可見，他對這種“中庸”的“藝術(shù)”早已胸有定識。我之所以不贊成房向東先生的“太監(jiān)文化”之說，其原因也在于此：在這兩篇文章中，魯迅自己都已經(jīng)明明白白地說了——《論照相之類》說的是“太監(jiān)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最藝術(shù)的國家》說的是這種“男人扮女人”與“太監(jiān)”的區(qū)別，“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當然還是男的?！彼约憾家颜f得那么明白，豈能再將批判“太監(jiān)文化”之功績強加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