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筆墨官司發(fā)生在1933年，那年魯迅53歲，長周木齋整整30年。對于中國文壇中人來說，魯迅之名，早已可謂如雷貫耳。初出茅廬的周木齋卻公然向他叫板，不但將“文人無文”四字反扣于魯迅的頭上，還要魯迅下“罪己詔”，就是“第四種人”這個詞匯或標(biāo)題，也是沖著魯迅的“第三種人”來的。然而，魯迅不但沒有指責(zé)周木齋是“乳臭未干”的“黃口小兒”不知天高地厚，沒有譏笑周木齋以雜文為武器向他“興師問罪”是“板門弄斧”。而且，對于這個年輕人，魯迅的氣度也不表現(xiàn)為那種“太人不計小人過”式的“原諒”。他是將周木齋當(dāng)做戰(zhàn)友的。要不，他不會贊賞周木齋的雜文，并與他并肩作戰(zhàn)，“此呼彼應(yīng)”。

口口聲聲說魯迅沒有氣度的人不妨捫心自問，僅是這兩條，你們做得到嗎？！

對于權(quán)勢者以及權(quán)勢者的幫兇或幫閑，魯迅是沒有“氣度”的，可謂兵來將當(dāng)，水來土掩，針鋒相對，毫不相讓。對于諸如此類的人物講什么“氣度”，在他看來，或許倒是“卑怯”的一種掩飾。他與周木齋的“彼此釋然”，從表面上看，在于周木齋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其本質(zhì)卻在于周木齋沒有那個實(shí)行“不抵抗主義”之當(dāng)局的政治背景，更不是權(quán)勢者的“幫兇”或“幫閑”，這是魯迅的氣度之體現(xiàn)的一個顯著特點(diǎn)。對此，周木齋本人的感受最為真切。唐弢說的不少事，還是周木齋告訴他的。在他日后的雜文中，也常在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對魯迅的心悅誠服。

可惜這樣的事，常常為某些論者所忽略，或許是在有意無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