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新教科書
于紅艷并不知道，在她為教科書發(fā)愁的時候，一個由2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的“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正在進行。這實際是一個編教科書的臨時集體，承擔著1978年版國家統編十年制中小學各科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研制、編寫及出版。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從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組征調回這個集體。1961年她從北大歷史系畢業(yè)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編寫了文革前的歷史教材，主要編寫小學中國古代史部分。文革期間，一直承擔中小學教科書編寫、出版的人教社一度被撤銷建制，數百名編輯星散到全國各地，王宏志在下放數年后回到北京。
這是鄧小平1977年復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項——要重視中小學教育，“關鍵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盡快組織人力編出一套統一的中小學教科書，從1978年秋季起供應全國，保證“課前到書，人手一冊”。
中組部一紙調令，包括王宏志在內的人教社原有教材編輯人員很快被從全國各地召回北京，并又從全國18個省市區(qū)的大中小學借調了大批骨干學者和優(yōu)秀教師。由于人員眾多，且人教社原有辦公樓被占用，鄧小平直接批示將西苑賓館的一棟樓特批作為辦公地點。
王宏志和一批在北京的專家學者率先進駐西苑賓館9號樓，此后的一段時間，陸續(xù)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加入。
眾人很快就忙碌起來。一批編輯人員被分派到13個城市，對教學大綱和教材的制定、編寫工作展開調研。教育部也特聘了45名各學科的著名專家作為顧問，包括蘇步青、周培源、葉圣陶、呂叔湘等等。
編輯們很快遇到了問題。由于文革的影響，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體系瀕臨癱瘓多年，尤其在自然學科領域，一經恢復，應該選擇什么內容進入教材，沿襲60年代初老版教科書的知識體系，還是選擇新知識？對于新知識的獲取和判定也無從下手。
鄧小平再次拍板：“要引進外國教材，吸收有益的東西。”并且從緊張的國家外匯儲備中撥出10萬美元?？睿屛覈v美國、英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使領館，協助選購一大批各國最新的中小學教科書，并盡快空運回國。
這些“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毒草”，讓編輯們目瞪口呆——近30年的中西隔閡，我們已經被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拉開了這么長的距離。
數學編輯發(fā)現，西方國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在中學教材中引入微積分和概率統計的初步知識；而生物編輯則在美英等國的高中生物教材中，看到從“分子水平”闡述生命活動本質和生命活動規(guī)律已經成為常態(tài)。這些內容，在當時國內的大學專業(yè)教材中，也不常見。
編輯們開始補課，并將這些散發(fā)著新鮮味道的知識，小心地移植到自己即將出版的新編教科書中。
此時的“教材編寫工作會議”，已從西苑飯店搬到了香山飯店的中式瓦房。仍是每人一張床加一張桌子，人教社的圖書館幾乎搬到了香山腳下。王宏志等人教社的老員工還把家里的大量藏書帶來，每天幾乎都在翻書查資料寫教材。
1978年秋天，小學、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級新生，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書。直到1980年，各學科各年級的教科書全部出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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