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把戰(zhàn)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xù)突破國民黨軍隊布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后，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三萬多人。在嚴酷的事實面前，黨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的不滿并要求加以改換的情緒愈益明顯。一些曾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逐步改變態(tài)度。

這時，蔣介石察覺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遣將，等候紅軍到來。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建議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紅軍占領湖南通道城后，轉入貴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jīng)Q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zhèn)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作了重要發(fā)言。他們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zhàn)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經(jīng)過激烈爭辯，多數(shù)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lián)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jù)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zhàn)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后，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qū)，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后，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qū)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后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

8月初，紅軍分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可是，張國燾堅持南下。9月9日，他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張國燾，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并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

9月17日，陜甘支隊在彭德懷的率領下一舉突破甘南天險臘子口，占領哈達鋪，從報紙上了解到陜北根據(jù)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jīng)Q定前往陜北，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陜甘根據(jù)地的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同從鄂豫皖根據(jù)地先期長征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組成)會師。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中央紅軍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十一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終于實現(xiàn)了戰(zhàn)略大轉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經(jīng)南下的張國燾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受到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反對，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紅軍在作戰(zhàn)中傷亡很大，到4月間只剩下四萬多人。這時，中共中央一再電令紅四方面軍北上。從蘇聯(lián)歸來的張浩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名義致電張國燾，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這樣，張國燾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jù)地的由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fā)，歷經(jīng)艱險，在1936年7月2日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川康邊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紅二、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經(jīng)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的力爭，并得到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許多干部戰(zhàn)士的支持，紅四、紅二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間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jù)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

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獨立地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極端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他們在同中央失去聯(lián)系并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留下堅持斗爭的翟秋白、何叔衡等許多人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楊靖宇等的領導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骨干。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xù)前進的巨大動力。正當抗日烽火即將在中華大地上燃起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在接近抗日前線的陜甘地區(qū)勝利會師，其重大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