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兒勇向潮頭立

王助入黨之日，正是血雨腥風的年代，也是星火燎原的年代；是民族危機每趨深重的年代，也是抗日救亡的怒潮日益高漲的年代。王助入黨之后，成了一個活躍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一個挺立在抗日救亡怒濤中的弄潮兒。在校內(nèi)他按照黨的指示，組織讀書會，宣傳革命真理。他在學生集會上激昂慷慨、聲淚俱下地揭露國民黨賣國投降，殘害青年的罪行，聞者無不動容。據(jù)當時英華中學國文教師陳遵統(tǒng)先生解放后作的《王生哀辭》中回憶：“王生所列講題中感不絕于吾心者有二：一為《學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為《中國青年悲哀的原因》，語時，幾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舊時代所受痛苦，極感深矣?！弊阋娡踔斈辍皶鈿?，揮斥方遒”之一斑。在校外，他曾和洪履和、葉興杰、江雅谷、蔡家猶、方近文等進步同學一起發(fā)傳單、貼標語，舉行集會，宣傳黨的救國主張。他積極配合鄭維新同志領導的肅劣會、互濟會查抄日貨，懲治奸商，掀起抗日救亡熱潮。在斗爭中表現(xiàn)勇敢機智。有一次基督教青年會放映電影《西線無戰(zhàn)事》，這是一部反戰(zhàn)影片，但選擇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抗日之際來上映，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王助和洪、葉等同志事先作了周密計劃，由他率領幾位進步同學，帶著大批揭露國民黨恐日、媚日和反擊賣國罪行的傳單，搶先分別占據(jù)樓座四周，一俟影片開映，燈光乍滅，傳單突然象雪片一樣紛飛下來，劇場頓時轟動起來。王助等人趁著群眾搶傳單的混亂之際，安全撤離。有一次，他把一包裹好的傳單，突然塞給坐在黃包車上的一位警官，待到警官明白過來，已經(jīng)找不到王助的影子了。他甚至大白天也敢于在街頭散傳單，作演講，跟反動軍警周旋。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間，王助深入到福建學院進步學生中去開展工作，鼓動抗日反蔣，積極發(fā)展黨員，并建立了學校黨小組。先后發(fā)展張汝礪、羅佑、方近文等同志入黨。

一九三二年秋，王助從英華中學畢業(yè)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學，他以學生身份為掩護，開始了職業(yè)革命家的生涯。時值“一·二八”事變后，他不僅從事學運工作，并深入到黃包車工人中去，發(fā)動罷課罷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動政府停止內(nèi)戰(zhàn)出兵抗日，收復失地。而且深入虎穴，到西苑兵營開展兵運工作，鼓動東北籍愛國官兵要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動引起學校當局的恐慌，要他離開燕大。黨組織考慮到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決定調(diào)他回福建工作。他于這年冬返回福州繼續(xù)領導學生運動，由葉和中同志設法辦了轉(zhuǎn)學手續(xù)。當時廈門地下黨也遭到破壞，好些同志被捕，廈大的工作局面也難打開。王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轉(zhuǎn)入廈大經(jīng)濟系，住在襄螢樓一O三號，同室有洪冠瑜、洪履和、葉興杰等同志，都是曾經(jīng)風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這間寢室實際成了地下黨的指揮部。在這里。他們討論過重大的決策，傳達過上級的指示，刻印過革命的傳單。王助以他的組織才能和魄力，很快打開了局面。他組織和發(fā)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時以張汝礪，葉興杰，洪冠瑜等為骨干，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現(xiàn)代文化社”吸收進步學生二百余人，開展各方面斗爭，如出版刊物《現(xiàn)代文化》、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和馬列主義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話劇、活報劇、街頭劇等，搞得十分火紅，使校園內(nèi)外政治氣氛大為活躍。十九路軍入閩后，王助曾利用該部上層將領與蔣的矛盾，開展爭取十九路軍的活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俗稱“閩變”)，王助抓住戰(zhàn)機，多方設法，攜帶宣傳品，深入十九路軍駐廈部隊，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激勵官兵愛國精神，號召停止內(nèi)戰(zhàn)，槍口對外，收復失地。

一九三三年冬，王助因參加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離開廈門，乘英商“三海”輪船到汕頭，經(jīng)潮州、上杭，前往紅都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