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制造研究社是中國最早的全國性學術研究團體之一。其社員是一些船廠、工廠和海軍機構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科技界的專家、學者。該社還公開出版和發(fā)行《制造》（季刊）。研究社和《制造》（季刊）對于中國早期的艦艇、飛機制造及其他工業(yè)和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極大。研究社關于科技對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

一、海軍制造研究社的主要發(fā)起者

海軍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是經過很長時間醞釀的。其主要發(fā)起者是陳兆鏘、巴玉藻和沈來秋（即沈覲宜）等人。陳兆鏘（1862~1953）是著名的愛國海軍耆宿，福建福州螺洲人，馬尾船政后學堂第二屆管輪班畢業(yè)，留學英國。在清朝歷任北洋海軍機管、管輪、總管輪、海軍艦政局局長。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時，他任旗艦“定遠”號總管輪，隨艦英勇參戰(zhàn)，戰(zhàn)功卓著。陳兆鏘在辛亥革命后，以輪機少將軍銜任江南造船所所長。由于他領導有方，江南造船所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造艦船89艘，成績非常突出，位居全國各廠之冠。故陳兆鏘升為輪機中將并于1915年調任福州船政局局長，他任局長11年之久。盡管當時北洋政府腐敗、政治黑暗，社會動蕩，經費奇缺，他上任后，艱苦奮斗，為船政局走出困境和開創(chuàng)新局面而努力奮斗。在他領導下，重整船政局，恢復造船業(yè)務并整頓了海軍、制造兩校。1918年在他領導下，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福州船政局飛機工程處和中國第一所飛機潛艇學?！＼婏w潛學校。福州船政局在經費奇缺的條件下，還于1917年和1918年建造了“海鴻”、“海鵠”兩艘炮艇和其他船只。

陳兆鏘極其重視新科技的研究與開發(fā)，他很早就想學外國的經驗成立研究機構或團體。1918年，海軍部學司長李毓臣到福州船政局視察工作時，陳兆鏘就與其“曾商同摘取英美之成規(guī)，提議建設斯社，以求深造”。（1）但是，當時船政局的高級技術人才太少未能成為事實。1923年，海軍制造、飛潛兩校學生畢業(yè)，派在各廠實習。他們在次年9月間自行組織“馬江海軍制飛兩校畢業(yè)生同學會”。他們的宗旨是“一面聯絡感情，一面試用團體工作的方法研究制造學術”。卻因為海軍經費困難，而且對制造事業(yè)的發(fā)展沒有計劃，這個同學會要想從事研究也就不可能實現了。1926年3月，這批畢業(yè)生把同學會改為“馬江海軍制飛兩校畢業(yè)生研究社”。名字雖然改了，但范圍太小，沒有什么作為，也就停頓了。（2）

1918年前后，沈來秋、巴玉藻、王助、曾貽經先后應聘或派到福州船政局工作。陳兆鏘在他們到來后，就和他們商量成立研究社的問題并取得了共識。后來，巴玉藻和沈來秋兩人就成為發(fā)起和具體籌組制造研究社的核心人物了。

巴玉藻（1892—1929）字蘊華、問華，是中國飛機制造的先驅者，蒙古族，江蘇鎮(zhèn)江人。他的先世在元世祖忽必烈時封于熱河之克什克騰旗，當時裂土為疆，即以為氏。滿人入關，其祖上隨軍駐防鎮(zhèn)江，后改漢姓，擇族中聞人名字有與百家姓相符者，遂以巴為姓。（3） 1905年，13歲的巴玉藻考入江南水師學堂輪機班，1909年又因品學兼優(yōu)派往英國留學。1915年轉赴美國，考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并于1916年取得航空工程碩士學位。他畢業(yè)后擔任美國寇提斯飛機公司設計工程師，繼而又任通用飛機公司總工程師。（4） 1918年，巴玉藻回國后，任船政局飛機工程處主任。在陳兆鏘的領導和支持下，巴玉藻和副主任王助、曾貽經等籌建了飛機工程處并設計、制造了中國第一批水上飛機。當第一架飛機制造成功后，他們得到了很高的獎賞，“民國十年一月，大總統(tǒng)（徐世昌）以福州船政局試制水上飛機告成，局長陳兆鏘督率有方，特授勛五位，其制造出力之主任巴玉藻等分別晉授官資”。（5）

沈來秋（1895—1969）名覲宜，來秋是他的字，是有名的機械制造和經濟學專家。他于1916年在上海同濟大學機械電工專業(yè)畢業(yè)后不久，即到福州船政局任造船少監(jiān)、工程師、海軍制造學校教員等職并參加了“海鴻”、“海鵠”號炮艦的制造。1920年，沈來秋考取公費留學德國。他就讀于德累斯頓大學機械工程系，在一年半后取得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資格。為了探索中國工業(yè)化的道路，他轉學到西方研究經濟的中心、聞名于世界的法蘭克福大學經濟系學習并兼攻機械制造專業(yè)。他于1924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在德國刻苦學習造就了他既是機械制造專家又是經濟學專家的雙料人才。1924年回國后他任福州船政局制機主任。

二、海軍制造研究社成立的主客觀條件

海軍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5月1日成立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主客觀的條件的。在1927年以前，船政局的大多數科技人員并無建立研究社的要求，而且少數主張成立研究社的人還沒有形成核心力量。例如：沈來秋與巴玉藻雖然在1918年成為同事，但接觸與了解并不多，沈來秋僅僅知道巴玉藻是制造飛機的工程師，而巴玉藻對沈來秋大約只知道他是局長陳兆鏘的女婿和福建船政創(chuàng)辦人沈葆楨的曾孫。1924年，沈來秋留學歸國后，他們的交情才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這是因為兩人都有留學生的經歷，而且有共同的話題，他們常在往返市區(qū)和馬尾的船上,促膝談心。談話涉及舊文學、新文學、白話文以及胡適、陳西瑩、魯迅等人及其作品。沈來秋在后來寫的《追懷亡友巴問華》一文中，提到促使他們兩人在思想上深入溝通與了解的則是“一位朋友謝君”。他說：這位謝君“作為我們的媒介，于是我們方成為無話不談，漸漸成為極親密的朋友了”。（6）關于這位謝君的情況，筆者曾查閱了沈來秋的筆記，筆記是這樣記錄的：“1924年國民黨宣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合作。接著1926年北伐軍從廣東出發(fā)打倒吳佩孚。在福建方面，北伐軍的東路軍趕走了殘余軍閥，在福州成立了革命新政權，凡此一切新事物都使我感到振奮，寄予莫大的希望。就在此時，在福州遇到了留德的同學謝樹英（謝濟生，陜西人），他是鄧演達的戰(zhàn)友，（7）在新成立的福建省黨部附屬的黨校工作。通過他的口述，我初步才了解到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既聯合又斗爭和矛盾尖銳的大略情況。果然不久，有一天清早，謝濟生衣服不整，神色倉皇只身來到馬尾，說明他昨夜在黨校里突然遇到襲擊，幸而跳窗逃出來的情況……。他躲避在馬尾，由春到秋大約三個月期間，我和幾位朋友，深得到他的啟發(fā)覺得長久呆在海軍所屬的工程機構將成為政治文盲，實在太無意義了。我的思想開始有了轉變，于是我和當時在馬尾飛機工程處巴玉藻、王助兩位工程師和其他幾位青年同志發(fā)起組織制造研究社，發(fā)行《制造》季刊，對于當時舊海軍一貫的保守的思想，表示反抗”。另外筆者還保存有謝濟生、陳天予（女）與沈來秋、巴玉藻、王助、曾貽經、何君超、陳秀湄（陳兆鏘將軍次女）、陳淑婉（曾貽經夫人）、薩春花（據說又名薩閨琛，王助夫人）等人在馬尾合影的照片兩張，沈來秋用毛筆在一張照片的背面寫：“歡迎陳天予、謝濟生于馬尾聯歡社”，在另一張照片背面寫：“民十六，謝濟生在馬尾儲材館，中坐者陳天予女士”。以后又用鋼筆寫：“秀湄、玉藻已成古人。一九五0年四月志”。（筆者曾將其中一張翻拍后贈送給馬尾造船廠宣傳科），這兩張照片也可以說明謝濟生和沈、巴、王等人的關系。由此可見，沈來秋與巴玉藻兩人都具有進步思想而且都擁護當時正在進行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通過謝濟生的促進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更為一致，使他們攜起手來發(fā)起組織研究社。這就是成立研究社的主觀條件。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則是海軍制造研究社在1927年成立的客觀條件。在《本社成立略史》中明確指出：“這次所以成功的緣故，雖不止一端，但最大的總因，卻是時局的影響”?！把芯恐圃鞂W術的團體，是個工作的團體，是個希望的寄托的集合，在一般人覺得沒有希望的時候，是不能勉強存在的，所以它的成功直等到今年國民革命的潮流引起了大家的希望的時候，才能實現起來。革命的風云同時給了海軍一帖興奮的良劑，把那沒有目的的、飄搖的、沉悶的海軍變成革命的海軍，變成民眾的武力。民眾的武力是個極有意義的力量，是有血性的國民都愿意在它里面工作的。一般制造的人，因為要在這個力量里面，盡他一部分的民眾工作，感覺到有組織這個制造研究社的必要。所以本社就在大家這熱血沸騰、革命呼聲高唱入云的里面，得了實現的機會，而有今日的成立”。（7）

三、海軍制造研究社的發(fā)起成立經過

在巴玉藻、沈來秋等的聯絡下，有七十一人發(fā)起成立海軍制造研究社。當時的船政局局長馬德驥和工務長袁晉也參加了發(fā)起。但是，海軍制造研究社的成立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開始醞釀成立時就遭到船政局內部一些人的懷疑和反對，風言風語頗多，有諷刺、有嘲笑，說什么“愛出風頭，是沽名釣譽”，“愛多事”等等。除此之外還發(fā)生其他許多誤會。巴玉藻、沈來秋等人頂住壓力不為所動。陳兆鏘給予他們極大的支持。此時的陳兆鏘早已不是船政局的局長，他于1925年又調回江南造船所任所長并于次年辭職賦閑在家。由于他在海軍界的威望極高、影響極大，他出面做工作化解了矛盾和誤會。因而在制造研究社發(fā)起人的名單上，不論是從聲望還是從實際作用來看都理所當然地把他列在第一名。另外還有一名極有聲望的支持者就是薩鎮(zhèn)冰（后在成立大會上被公選為名譽社員）。

1927年4月10日，在馬尾福州船政局飛機工程處辦事室召開第一次籌備討論會，有二十九個發(fā)起人參加。會議公推陳兆鏘為臨時主席，議定研究社名為“海軍制造研究社”并推舉王助、沈來秋等七人為章程起草委員。17日前他們將起草的章程（草案）分送給與會者。同月24日，第二次籌備討論會在馬尾海軍聯歡社來復軒召開。會議公舉陳兆鏘為臨時主席，通過了章程（草案）并決定在5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為什么決定在這個日子開成立大會呢？這是因為“五一”是“國際勞動紀念節(jié)，紀念芝加哥工人的首先運動”，“將來年年這個紀念節(jié)，大家不忘記世界的偉大紀念日，就不會忘記本社今天成立的盛況”。這個決定充分說明了制造研究社的發(fā)起人的思想是很進步的。

1927年5月1日，海軍制造研究社在馬尾海軍聯歡社來復軒召開成立大會，有社員五十六人參加，還有來賓八人前來祝賀。

陳兆鏘任主席主持會議，他首先在大會上發(fā)言。指出：“吾國制造不傳，不自今日始，因其不講故也”，留學生“學成歸國，或棄而不用，或用非所長，蓋痼習未除，昔則右文（？），今則變成軍閥。事制造者，無所展其能，遂使心灰意冷，致制造一途愈形退化，不亦大可哀哉”。他對當時中國科技落后、歸國的留學生沒有機會和條件發(fā)揮自己才能十分憂慮。他認為，外國的制造專家“均有組織各專科會社，專為集思廣益起見，群策群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勢”。他很早就希望成立那樣的研究社團，所以，對成立海軍制造研究社表示“極端贊成也”。只有成立了制造研究社，才能促進中國的艦艇、飛機和其他工業(yè)的研究與發(fā)展，“凡事不進則退，倘能急起直追，終有發(fā)達之一日”。第二個發(fā)言的是巴玉藻。他進一步闡述了科學團體及設備對一國的存亡有著重要的關系。他認為人類競爭的工具“在現代是科學知識，是那上了科學軌道的制造的能力，所以，現在一國的強弱完全是看他的科學知識的高下”，“我們要想海軍將來能夠在世界上，在國內，立得足，除掉趕緊的走上科學的軌道是沒有別的辦法的”。成立研究社就是“想盡我們一部分的力量，使海軍的制造有一點科學的精神”，而且“能夠在那科學軌道上的制造學問有所頁獻”。第三個發(fā)言的是沈來秋，他提出研究社進行科研的指導思想與方法，他認為關于海軍制造上各種問題的研究應“破除一切界限”，要擴大研究范圍，要研究“相關的科學”，“不過其中有主要的，有附屬的”，“現在以制造為目標，其余的就都隸屬這個目標之下了”。他主張以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反對抄襲，反對脫離實際空談學理，倡導用白話文寫論文，摒棄八股文風。在大會上發(fā)言的還有王助、王超、曾貽經、陳鐘新、楊福鼎等，最后發(fā)言的是名譽社員薩鎮(zhèn)冰。⑨由上可見，陳兆鏘、巴玉藻、沈來秋等人對于發(fā)展科技和開展科研工作的觀點至今沒有過時，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大會通過了《海軍制造研究社章程》?！墩鲁獭芬?guī)定研究社的名稱為“海軍制造研究社”，規(guī)定研究社的“宗旨”是“本團結精神，研究學術，力謀促進海軍制造為宗旨”。還規(guī)定了社員資格、社務、組織、職務、社員的義務及權利、社費等等。大會用不計名投票方式選出十三名執(zhí)行委員組成執(zhí)行委員會。其中陳兆鏘、馬德驥、曾貽經為特務委員，陳大咸、陳鐘新為交際委員，沈來秋、巴玉藻為編輯委員。特務委員的任務是：“代表本社對外接洽重要事務。于必要時，得用本社名義，募集基金，或特別捐款”等等。陳兆鏘不僅對制造研究社的成立與學術活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且經常在經濟上予以資助，當時人稱陳將軍這位特務委員不是向別人勸募，而是捐獻自己的錢。沈來秋、巴玉藻任編輯委員，負責安排社員宣讀論文、整理開會討論記錄和編輯《制造》季刊等等。

四、海軍制造研究社的學術活動

在研究社成立后，社員們進行科研與撰寫論文以及從事對飛機、艦艇以及其他工業(yè)的調查、研究。研究社還定期召開常會（初時每月召開二次）。社員在會上宣讀論文和開展討論。除此之外他們還在各種會議上，發(fā)表如何改進社務與活動的意見，開展修改原有的章程與辦法的討論。

海軍制造研究社出版的《制造》季刊是向全國和海外發(fā)行，影響很大?，F將在該刊上發(fā)表的一些論文和文章的目錄及作者的姓名開列如下：《草擬研究本社應行之開會方法》、《飛機浮站之設計及構造》、《巴君蘊華略傳》（王助）；《工業(yè)經濟中兩個重要向題》、《中國現代市政機關之組織及其政策》、《南港旅行記》（實際上是南港小工業(yè)的調查報告）、《追懷亡友巴問華》、《羅星塔的黑影》（沈覲宜，即沈來秋）；《中國堿業(yè)述略》、《我之中國實業(yè)觀》、《河北省塘沽永利制堿工廠制造特殊情形》、《蘇打工業(yè)發(fā)達歷史及工作情況》（侯德榜）；《福建長樂蓮柄港之溉田計劃》（馬德驥）；《暴烈物之沿革》、《1928年柏林國際飛行展覽會之一瞥》、《1928年柏林國際摩托車及摩托輪展覽會之一瞥》、《制造家之巴蘊華》（何逸，即何君超）；《飛機效能概論》、《一次夜航》（ Α night fight）、《巴蘊華先生最后之一封遺書》（巴玉藻）；《空中與地面間戰(zhàn)斗的原理》（金軼倫）；《潛水艇》（郭霖）；《試炮與試藥》（鄭滋稚）；《燃料油及其用法》（袁晉）；《歐戰(zhàn)中之軍用毒氣》、《中國桐油業(yè)之研究》（陳大咸）；《論航空制造為當今之急務》、《參觀蓮柄港溉田局后之回憶》、《憶巴師蘊華》（陳鐘新）；《內燃機的發(fā)展》、《二十年交情的回憶》（曾貽經）；《無線電原理大要》（周恭良）；《開浚長樂蓮柄港第一期工程概況》（楊廷玉）；《對于工廠管理的經驗及意見》（王賓宏）；《紀念巴蘊華先生》（鄭長衡）等等。研究社還進行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即審定科學應用名詞。在二十世紀初，翻譯的科學名詞極不規(guī)范。為此研究社制定了《審定科學應用名詞細則》，“細則”明確指出：“審定應用科學名詞事項為本社社務之一”。研究社是按學科分組審定的，分成數學、物理、化學、機械、造船、電學、軍械、飛機、建筑等九個組，各組由社員自由組合。組員按分工收集、更正、確定、編輯各科的名詞，并經過充分論證和討論，最后經過執(zhí)行委員會通過匯集刊行。（10）

《制造》雜志是由沈來秋、巴玉藻負責編輯出版的，該刊第1卷第1期于1927年9月出版發(fā)行。他們沒有請名人提寫刊名而是由沈來秋自己書寫。雖說是兩人任編輯，但實際上沈來秋是主要負責人。因為在第一期出版發(fā)行后，巴玉藻就奉命赴歐洲考察，直到1929年才回國，而且不久便逝世了。

海軍制造研究社自成立后，就主張走出船政局，走出馬尾，向全國發(fā)展，吸收了江南造船所等各地船廠、工廠、海軍機構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科技界的專家學者為社員。因而就使該社成為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了。

五、海軍制造研究社的影響

海軍制造研究社是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全中國的學術團體僅有十八個，其中中外人士合辦的五個，中國人辦的十五個。（11）由此可見，制造研究社是中國較早一批學術社團中的一個。

筆者認為研究社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員的研究成果對于中國早期的艦艇、飛機制造和其他科技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研究社關于科技對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其提倡的科研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第二，研究社通過《制造》季刊，以自身的組織狀況向讀者介紹了成立學術研究社團的組織章程、常會的程序、臨時會的程序、年會的程序以及“會議法”以及其他規(guī)定。特別是沈來秋、巴玉藻、王助等在國外留學獲得博士、碩士學位的人，將國際上通行的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的進行程序與經驗揉入研究社的章程和規(guī)定之中。這些對于促使更多的學術研究團體在中國的產生與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三，經過研究社審查核定的應用科學名詞有助于中國的科技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fā)展。第四，海軍制造研究社的成立，打破當時舊海軍的保守的、沉悶的、無所作為的局面，促進了艦艇、飛機制造的技術人員的團結，共同為海軍走上革命的、科學的軌道上而努力奮斗。第五，制造研究社不僅吸收海軍學校、飛潛學校的教員為社員，而且也吸收學生為社員，這就大大提高了兩校的教學與科研水平，同時也大大開闊了師生的眼界和增強了為國圖強的責任心。第六，海軍制造研究社的科研活動以及《制造》雜志的影響就使得福州船政局成為研究艦艇、飛機制造技術最先進的中心，使馬尾成為學術研究最活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