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率先啟動了文科一級教授的聘任工作。經相關程序選聘，我刊顧問鄭杭生先生在2009年5月被正式聘為人民大學首批14名一級教授之一，成為我國社會學學科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級教授。本文是鄭杭生先生博士研究生童瀟對鄭先生進行的訪談。本刊刊發(fā)，以饗讀者，以表祝賀！
鄭杭生（1936—），浙江樂清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長于浙江余姚。現為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社會學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名譽院長。鄭杭生教授在社會學理論上建樹頗多，先后提出了“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社會學本土論”、“社會互構論”等四論。這四論被認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東方學術品格的中國人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社會學理論”，他和他的學術團隊在社會學界被稱為是東方“社會運行學派”，他本人被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開拓者”之一。有學者認為，他的社會學理論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的興起”。
童 瀟（1981—），江蘇蘇州人，碩士畢業(yè)于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現為華東政法大學社會學系助教、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童 瀟：鄭老，您好！恭賀您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第一位一級教授，也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接受采訪！我把這次采訪看作是中國社會學的一些后來者向您求教，不當之處，還請您多加包涵，給予點撥。不瞞您說，在采訪您之前，我還認真做了一些功課，又再次重新溫故了一下您的學術歷程。我想從您的學術經歷角度切入來展開這次訪談。許多人都知道，您在讀大學時主修的是哲學，在許多場合對您的介紹中，也多次提到您既是社會學教授，又是哲學教授。我發(fā)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許多西方社會學家，如社會學開創(chuàng)者孔德，如當代的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布迪厄等其實都兼具了社會學家和哲學家雙重角色。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您當年是如何以哲學為學術背景走上社會學治學道路的，同時想請教您，您認為社會學作為脫胎于哲學的一門學科（提出于孔德《實證哲學教程》），哲學會給予社會學怎樣的學術滋養(yǎng)和靈感啟發(fā)？
鄭杭生：謝謝祝賀！我先介紹一些我個人的學術成長經歷，再談一談我個人對社會學與哲學之間關系的體會。
我祖籍是浙江溫州樂清，1936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所以叫杭生，1937年由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我在2歲時全家逃難遷到浙江余姚，我在余姚一直讀書到初中畢業(yè)。1953年，初中畢業(yè)考高中，我有一個哥哥在上海，當時還沒有戶籍制度限制，我就到上海很有勇氣地報考了上海最好中學之一上海市上海中學，那年上中8000個考生中取400人，結果幸運地考進了。1956年高三畢業(yè)那年，人民大學那時有提前招生權，我的成績符合條件，被保送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因而沒有參加統一高考。在選擇志愿時，那時還什么也不懂，看到哲學系的介紹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我想自己兩者都喜歡，就報了哲學系。那時進哲學系比進其他系難，學制是五年。那年暑假我看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很有興趣。我就這樣上了人大哲學系，成為兩百個新生中的一個，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研讀了不少馬哲的經典著作，聽了不少校內外名師的課，一學就是五年。五年學完后，在人民大學哲學系肖前老師的關心下，1961年留校工作。除了1965年到湘潭參加“四清”一年、1969年到江西干校三年、1973年被“批發(fā)”到北京師范大學五年、1981年到英國進修兩年多之外，可以說，我是一輩子“嫁”給了人民大學。
根據鄧小平同志1979年恢復派遣留學生的指示，人民大學從那時起開始陸續(xù)向不同國家選派自己的學者，其中有一個前往英國進修哲學的名額，身份是訪問學者，主要方向是分析哲學。我當時已45歲，應該說不小了，但是我想時不我待，應當出去看一看，于是通過各種考試，取得了資格。說來也巧，我本來預定的是去英國倫敦大學所屬的大學學院哲學系進修分析哲學的，但是后來，布里斯托大學卻邀請我以副研究員身份去該大學社會學系工作和進修，這樣，我就陰差陽錯地走上了主要進修社會學的道路。當然，在去英國前，我已經參加了幾次當時在北京舉行的、由費孝通先生主持的社會學“月談會”。去英國前后，還有兩個小插曲，第一個小插曲是1981年11月8日去英國的時候，有關方面和家屬委托我在路上照顧費孝通教授，這使我有幸當面聆聽到費老許多關于恢復和重建新中國社會學的想法，和費老的交談，給了我許多直接的啟發(fā)和啟示。第二個小插曲是時任哲學系主任、倫理學家羅國杰教授寫信給我，說當時人民大學哲學系當務之急是現代西方哲學而不是社會學，他的好意提醒，又使我在進修社會學的過程中，不得不將哲學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樣，我在布里斯托大學就一邊進修社會學，一邊進修分析哲學。1983年12月，進修結束，我從英國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學校先是讓我牽頭在1984年初成立哲學系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后來，又讓我牽頭籌建了社會學研究所，后者在1984年秋獲得教育部批準；接著，1987年在當時校領導袁寶華校長和羅國杰副校長的支持下，籌建了社會學系。那時前后，我在兩條線作戰(zhàn)，一邊搞哲學，從1984年開始給哲學系本科生開現代西方哲學的課程，建立了現代西方哲學的碩士點。在招兵買馬、擴充教研室學術力量的同時，我自己在《紅旗》雜志1986年第三期上發(fā)表了《正確看待現代西方哲學》的文章，連續(xù)在《教學與研究》上發(fā)表關于現代西方哲學方面的5—6篇系列文章，還組織編寫了兩本現代西方哲學方面的參考書和教材：《當代西方哲學思潮概要》（1987，7，主編）、《現代西方哲學主要流派》（1988，2，主編），1985年現代西方哲學的碩士點得到批準，當年開始招生。一共招過四屆、帶過8名學生，其中6人獲得了現代西方哲學的碩士學位，2人因為出國的原因，沒有在我這里取得學位。與此同時，我還一邊搞社會學，1986年建立了社會學碩士點，開始招生，并著手撰寫關于社會學對象問題的專著和開始組織編寫社會學概論新編等教材。從那時起，我逐漸把重點從哲學學科轉移到社會學學科。但是，直到現在，我仍然受益于哲學，可以說，受益一輩子。像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為博士研究生開設的《馬克思主義前沿課程》，我也是授課老師。我要求自己開的課，既有哲學的某種深刻性，又有社會學的某種現實感。
- 2009-10-21鄭杭生：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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