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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不僅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而且在人的主體意識的發(fā)展鏈條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統(tǒng)緒，下啟宋明理學之端倪，直接從人之內(nèi)在心性出發(fā)，發(fā)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體的價值和實現(xiàn)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張揚著自己的主體意識。

“仁”學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孟子繼承了這一民本思想，并發(fā)展為仁政學說，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其仁政學說的核心。在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里，民比國家重要，更比君王重要，而君王則是三者中分量最輕的。孟子在他的仁政學說中再三強調(diào)：王道政治就是“貴民”政治，一切輕民、賤民、害民的行為，都屬不義。所以，當齊宣王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都是臣弒君的不德行為時，孟子反駁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献舆€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可以看出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民之高貴，并不僅僅在于他們是統(tǒng)治者的群眾基礎(chǔ)或社會依托，還在于“以民為本”，乃是因為民有所本。民之尊貴、民之尊嚴、民之不可侵辱，乃是天理。如果君王違背了民意，那就違背了天意。更重要的是，這個天意，又是通過“民視”、“民聽”來顯現(xiàn)的。正如《尚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正是依據(jù)這樣的資格和能力，天意與民意、天心與民心渾然一體，“人皆可為堯舜”了。

當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反復論證：社會上不同地位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屬造成的時候（統(tǒng)治者是用金造的，輔助統(tǒng)治者的人是用銀造的，農(nóng)人和手工業(yè)者是用銅和鐵造的），孟子卻一再強調(diào)“人皆可以為堯舜”，我與圣人同類，人人都有成為圣人的潛能?！胺餐愓撸e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孟子·公孫丑上》）“舜，人也；我，亦人也”?！皥蛩磁c人同耳”（《孟子·離婁下》）。不唯民與圣人同類，民與君主也同類?？梢钥闯觯好献油鬃右粯油瞥鐖蛩础５献虞^孔子具有更強的獨立人格意識。在孔子那里，圣人主要表現(xiàn)為一種范導目標，它很難為一般人所達到，孔子本人從來不敢以圣人自許：“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孟子則認為堯舜與一般人并無不同，他們是人不是神，人們通過學習、努力，是完全可以趕上他們的。很明顯，在張揚個性主體意識方面孟子已經(jīng)遠遠地超過了孔子。孟子進一步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以“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歷史責任感，自覺承擔起社會由亂到治的歷史重任。這種氣魄，這種志向，是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也是孟子張揚主體意識的充分體現(xiàn)。

因為有了這種氣魄與膽識，孟子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而且影響深遠的理想人格理論——“大丈夫”理論：“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p>

正是有了這一浩然之氣，孟子面對君王卿相，才能不卑不亢，保持自己人格的尊嚴與獨立。孟子雖然四處游說諸侯，以期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卻從不以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人格獨立為代價。他曾向弟子明確提出自己的游說原則，“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以高貴自尊的人格為基礎(chǔ)，孟子在君臣關(guān)系上的論述，超越了孔子一再強調(diào)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論語·八佾》）的君臣主仆關(guān)系，把君臣放到了對等的地位，強調(diào)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獨立。孟子如是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為此他提出“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同上）的主張。認為對君主不能阿諛奉承，要敢于犯顏直諫，這才是真正的君子?！熬写筮^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對于那些以權(quán)勢、地位相脅迫的發(fā)問、召見，孟子更是不屑應答，彰顯了個性的尊嚴。他曾明確提出對有損士人尊嚴的五種提問堅決不予答復，即所謂“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勛勞而問，挾故而問”（《孟子·盡心上》）。一次，齊王欲見孟子，由于禮敬未周，孟子便托病不見，堅持非禮之召不往，表現(xiàn)了他傲岸的個性，也將其主體意識宣泄到了極致。

正是以這種高度的自尊與自信為基礎(chǔ)，孟子在君民關(guān)系上不僅提出了震聾發(fā)聵的“民貴君輕”思想，把民本思想向前發(fā)展了一大步，開啟了反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先河。而且還把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與發(fā)言權(quán)，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賢者參政的推薦選拔權(quán)，不能只聽命于國君，也不能只聽命于權(quán)臣、大夫，一定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主張選賢要聽取國人的意見，罷官和殺人也要聽取國人的意見，“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孟子·梁惠王下》）這種以國人意愿為旨歸的思想，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人民權(quán)利意識的覺醒，盡管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不可能實現(xiàn)，然而卻把春秋以來逐漸勃興的民本思想推向了高潮，彰顯了孟子的主體意識。

憑借著豪邁的大丈夫氣概，孟子在戰(zhàn)國時期錯綜復雜的政治旋渦里，傲然屹立，不媚于世。他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處世態(tài)度。如天下有道，政治清明，仁政得以實現(xiàn)，有德者應積極入世，將內(nèi)圣之道轉(zhuǎn)為外王之治，依靠自己的官位來建功立業(yè)，從而為天下人謀福利。天下無道，政治黑暗，德性主體難以轉(zhuǎn)化為政治主體，內(nèi)圣通往外王之路被堵塞，士大夫則應不為“污世”所習染，不僅要獨善其身，且能以自己的美行懿德來影響世人，即“修身見于世”。這一思想實際上是對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充分體現(xiàn)了孟子強烈的獨立人格意識，在個性張揚的道路上較孔子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