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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作家王蒙的一句“中國文學處于它最好的時候”，引起爭議未息(見10月24日、31日本版)，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又于11月7日在本版發(fā)表特約文章，提出“中國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說，這與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評價完全牛頭不對馬嘴，到底誰是誰非？請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檸的意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曉明

我們要允許漢學家(顧彬)的誤讀，同時要保持差異性。

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實唱衰中國當代文學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主流的媒體和中國的批評界就存在的。

我今天要壯著膽子為當代漢語小說說點肯定性的話……

張 檸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差異說”是取消價值判斷最省事的一招。

這是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斷語。

這種句式，透出一種我們熟悉的殺氣。

所謂“斗膽”，是弱者向強者進言時的卑詞。說出一種與主流價值觀念高度一致的觀點，不需要“斗膽”。

兩種貌似對立的評價

短短的兩年之內，對中國當代文學(1949-2009)的評價，出現了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一個由著名漢學家、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提出，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簡稱“垃圾說”)；另一個由著名批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提出，說中國當代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簡稱“高度說”或者“黃金說”)。由于事涉當代，與每一位活著的人多少都有點瓜葛，關注的人自然會很多。所以觀點一出，立刻引來了大量的圍觀者。

面對兩種針鋒相對的評價，人們難以取舍。兩位學者都自稱研究中國文學三四十年，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獨特的情感，恨不得把中國當代文學看作自己的兒女。但他們倆用截然相反的形式表達著自己的情感：一個像嚴父，恨鐵不成鋼，面對缺點，厲聲責斥；一個如慈母，越看越喜愛，只看長處，袒護有加。“垃圾說”和“黃金說”，兩種觀點表面上南轅北轍，但深層邏輯卻是同一的。它們就像生長在同一胎盤中的孿生兄弟。在精神分析的視野中，黃金是糞便(垃圾)的升級形式，所以人們常常會視黃金為糞土；糞便(垃圾)是黃金的墮落形式，所以人們面對它總是會哈哈大笑?！袄f”和“黃金說”，就這樣成了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中兩個既互相拆臺，又相互依賴的奇怪景觀。

顧彬“垃圾說”的遭遇

顧彬的“垃圾說”，因其明快和粗暴的雙重屬性，給公眾帶來了強烈的刺激和樂趣，也為公眾釋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滿情緒，提供了機會。報紙和網絡等大眾媒介的大肆報道，暗含著公眾對顧彬的支持，但反對者也不少。根據不同的動機，可將反對者分成兩類，一類是心態(tài)上的不接受，一類是事實上的不接受。心態(tài)上的不接受，就是死要面子，活不認賬，但內心還是有點發(fā)虛。事實上的不接受，則是要找理論上的借口，用理性思維做工具，把死的說成活的。

先說心態(tài)上的不接受：敢于公開說出真相的為什么不是我們而是你洋人？連垃圾都不認識，我們的思維、視覺、嗅覺是不是真的有毛??？為了回避自身的問題，我們轉而向漢學家發(fā)起進攻：你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垃圾的組成元素和生產環(huán)境嗎？其實這是一種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的自然心理反應。近代以來，面對洋人，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結”從來就沒有消失過，經常擺出一副刀槍不入的樣子。中國當代文學是不怎么的，但你顧彬先生說它是“垃圾”，我們偏偏不愛聽，就好比自己家人有缺陷而不接受外人斥責一樣。其實我們一直很討厭那種腰里纏著紅布，光著膀子嗷嗷叫的義和團，更喜歡五四先輩引進的文學“洋槍洋炮”。面對“文學義和團”時，我們擺弄著“洋槍洋炮”；面對洋人的批評，我們情不自禁地脫光上衣，將紅布往腰里一纏，擺開架勢哇哇地沖了上去。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情結在個體人格中的可悲投影。

再說事實上的不接受。這是“心態(tài)上不接受”的變異形式，或者說是它的升級版。這種思維認為，顧彬先生對當代文學事實的判斷有問題，或者說他的西方“知識譜系”不適應中國語境。當我們用“中國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突然發(fā)現它很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陳曉明先生持這種觀點，參見2009年11月7日的《羊城晚報》B05版和他的“網易博客”文章。這是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斷語。據我所知，陳曉明先生不是心血來潮的偶爾一說，而是通過多年的認真研究得出的結論。可是他一直在瞞著我們，直到今天才“斗膽”說了出來，說完之后把自己嚇了一跳。所謂“斗膽”，是弱者向強者進言時的卑詞。說出一種與主流價值觀念高度一致的觀點，不需要“斗膽”。需要“斗膽”說出來的，是那些與強權不吻合的觀點。

陳曉明“高度說”的邏輯

陳曉明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新評價，源于他對自己多年來所操持的西方“知識譜系”的疑問。他深感歉疚的是，自己至今還沒有創(chuàng)造一種全新的、綜合古今中外的知識譜系，來與西方知識譜系相抗衡，以致讓“達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中國當代文學“蒙冤”多年。他認為：“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對自身文學的認識及其建構美學準則，我們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西方給我們施加的美學的標準也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用那樣的標準看自己的小說永遠是差了一大截”。為了迅速擺脫外來標準“施加”給中國當代文學的“二流貨”、“差一截”的不公正待遇，陳曉明先生在來不及建立新的知識譜系和評價標準的前提下，直接將“前所未有高度”的結論端了出來。通過放棄個人趣味和遷就權力的趣味，通過為宏觀決策提供資訊的“專家身份”這一中介，知識譜系的邏輯，頓時轉變?yōu)闄嗬刃虻倪壿?；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說”，頓時轉變成了“黃金說”。

在推出“黃金說”的過程中，陳曉明先生一方面在努力尋找一種與國際知識譜系接軌的言談方式，為中國當代文學辯護，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判斷。比如：在“反抗現代性”的理論前提下，重新肯定1949年至1965年的文學的價值；通過學生的閱讀反應，來肯定《創(chuàng)業(yè)史》、《紅旗譜》等作品的傳播意義；將最前沿的理論資源，用于為當代文學研究的“去政治化”服務；用“再解讀”的方法，為當代文學尋找新的“美學標準”；最后推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結論。另一方面，他有意無意地用了一種暗含威脅的口氣———“有人要唱衰中國文學”，仿佛當代文學的讀者和批評者中有敵對勢力似的。盡管這不是他的本意，但這種句式，透出一種我們熟悉的殺氣。當他遭到國內“文學買辦”騷擾的時候，他還使出了一招太極推手：“保持文學的差異性”。如果將文學和非文學的“差異”合法化，那么“差異說”是取消價值判斷最省事的一招。這種說法，近幾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里都很流行，我們在主流媒體中每天都能聽到。

當代文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面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無論用國際視野中的文學標準，還是用咱們老祖宗的文學標準衡量，它都疑問重重。白話文文學誕生才九十多年，在文學史長河中好像一個新生兒，其成長過程歷盡磨難，身體中既有來自母體的“胎毒”，也有交叉感染的“病菌”。面對這樣一個發(fā)育尚不完全的對象，唯一可做的就是要設法讓它自身的機能健全起來，而不是像溺愛的母親一樣找各種借口盲目夸耀。

王蒙先生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處于“前所未有的寬松”時期，在當代中國60年的歷史之中，并按照有中國特色的標準衡量，這個說法沒有疑問。如今配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兩個“前所未有”加在一起，我們于是產生前所未有的困惑。表面上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形式和構件，包括語言和敘事技巧，似乎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肌肉”很發(fā)達似的，仔細檢查，發(fā)現它缺心眼兒，也就是缺少作為文學基因的“自由心境”。

機能健全的兩個條件，一是好的外部環(huán)境，一是個體內在的生長能力，或者說造血功能。尤其是對文學而言，作家的內在生長能力特別重要。自由心境的喪失，是不寬松和禁錮的結果。禁錮的解除，可以讓行動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復，但不一定能讓自由心境立刻恢復。因此，在恢復自由心境的過程中，有一種癥候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對解禁和自由的不習慣，迷上了先前的禁錮，甚至對寬松和自由產生逆反心理。這是一種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在文學中的反應。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 syndrome)這一心理現象或許古已有之，但這個心理學術語，則源于1973年斯德哥爾摩的一次劫持人質事件。心理學家發(fā)現，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強烈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控制在劫持者手里：要么合作而活著，要么反抗而死去，沒有別的選擇。劫持者讓人質活下來，人質便產生感恩之心。漸漸地，他們與劫持者同呼吸共命運，甚至還會愛上劫持者。最終，他們和劫持者一起，將解救者視為敵人。這種“自我劫持”的心理現象，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中越來越明顯。他們對寬松自由特別反感，沉浸在當年被劫持之時的禁錮和受虐情境之中不可自拔。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寬松”環(huán)境里，當務之急是解救那些因“自我劫持”而導致的變態(tài)心理，讓他們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