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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近日《東方早報》報道，在上海外灘多家國際奢侈品的專賣店門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幕不雅的場景：大批的游客在地上鋪了報紙，或坐著休息，或者吃盒飯，甚至有人直接躺下來睡覺。據記者采訪，門口休息的游人妨礙了奢侈品店的生意，保安不得不“勸走”坐在櫥窗邊沿上的游人，甚至通過灑水來“趕”人。

這樣的場景固然很不雅觀，但思考不應止于一句“素質差”。在奢侈品店前，席地而坐吃盒飯，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縮影。

今年經過改造的外灘重新開放，管理者有意提升外灘的品位，在標志性歷史建筑里引進了國際奢侈品專賣店；有人在這種店門口吃8塊錢的盒飯，自然很敗壞風景。事實上，外灘的萬國建筑群這邊，長達一兩公里根本沒有一個長椅可供游人休息，只有銀行和奢侈品專賣店，附近的高端酒吧、飯店，絕大多數普通游客是消費不起的。盛夏季節(jié)里，到此觀光的眾多游客鋪報紙席地休息，固然不雅，也的確沒有其他好的選擇。

當初想把外灘打成一個奢侈品的高端中心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外灘不僅是買得起奢侈品的有錢人的外灘，它也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景點，那些來此觀光的普通游客也應得到禮遇？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中國成為奢侈品的消費大國，同時，貧富差距的問題也越來越敏感。最近的江蘇新沂寶馬四次碾軋兒童案中，“寶馬”兩字撥動國人敏感神經。奢侈品牌在不少國人心中代表一種原罪、一種特權、一種對底層的傷害和蔑視。外灘這幅場景，似乎成了一個縮影，櫥窗里是一個令外國艷羨的富裕的中國，櫥窗外是另一個中國——舍不得消費的中國人，席地而坐，吃著盒飯，欣賞著免費風景。就連這種免費的權利，在一些人眼里也越來越不順眼了。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論俗人應避雅人》，其實富人也應避窮人，富人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避免窮人的打擾，沒有必要非得跟窮人爭搶公共資源。但中國卻是馬太效應，富者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資源。比如，杭州西湖被眾多“只接待會員”的私人會所圍了個嚴嚴實實；外灘越來越高檔，奢侈品中心的定位正在侵蝕其大眾旅游景點的定位。在最大限度發(fā)揮公共資源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應注意公平性，不能讓它們成為富人的“禁臠”。

所以應思考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城市，怎樣的城市規(guī)劃，其中普通市民的利益應該得到充分重視，他們也應該有足夠的話語權。

1960年代，美國簡·雅各布(Jane Jacobs)在其名著《美國大城市生與死》中，充滿激情地批判了由聯(lián)邦政府資助的大規(guī)模舊城更新項目，同時贊美了曼哈頓現狀環(huán)境中街道生活的歡樂與祥和。雅各布提出過“街道眼”的概念，主張保持小尺度的街區(qū)和街道上的各種小店鋪，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們相互見面的機會，從而增強街道的安全感和親和力。

依我的觀察，2000年之前設計的小區(qū)比較親民，小區(qū)第一排房子底樓是個門面房，開設著便利店、小飯店等，可以滿足普通人的日常需要。而2000年以后，建筑理念轉變?yōu)橥伙@豪宅的森嚴，那是沒有店面房的，周圍環(huán)以高墻、綠化帶。這就有一個麻煩，在高尚社區(qū)里，你可能走上幾站路都遇不到一個便利店。有朋友曾去過上海某著名的濱江豪宅了解行情，售樓小姐告訴他：那里物業(yè)費不貴，一個月才7000多塊！這樣的豪宅白送給我，我也沒法住，一則付不起物業(yè)費；二則，在如此高尚社區(qū)里，沒有地方買早點、買充值卡，總之這是一個不友好、排斥低收入者的社區(qū)，而中國式的豪宅正是建立在這種理念之上，甚至可以說中國不少富人的財富觀也是建立在貶斥窮人的基礎上的。

說到“不友好”的建筑，就得談談中國近年來政府部門的流行建筑風格——門前大廣場、巨大的希臘廊柱、一眼看不到頭的臺階。在政府的大建筑面前，絕對擠壓出你的渺小和惴惴來。既然政府部門是為人民辦事的(特別是那些窗口單位)，就應該造得讓人敢進去。

再說回外灘沒有長椅的事，刊登此新聞的《東方早報》同一天的國際版上刊出另一則新聞，紐約百老匯大道變身為行人散步、休憩的寧靜走廊。當地政府官員稱，這一改造將更有利于服務社區(qū)居民，原先被汽車“霸占”的道路空間得到重新分配和利用。照片上，一位紐約市民正躺在路中央的躺椅上，他們不需要鋪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