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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三國有著相似的“官場文化”，特別是近幾年頻繁出現官員自殺現象，且多為來自基層的中年男性官員。每次聽到這樣的極端事件，總會有人猜想這些官員犯了什么事，因為在日本和韓國，“體面文化”、“恥感文化”讓卷入丑聞的官員輕生不是什么新鮮事，涉嫌腐敗的中國官員也被日本媒體議論為“在民眾對真相的持續(xù)追問下一死百了”。但調查又表明，多數東亞官員選擇輕生是因為重壓之下心理健康出了問題，有的患有嚴重的抑郁癥。相比東亞，歐美官員顯得沒那么脆弱。如何讓官員擺正心態(tài)、獨善其身，如何防范官員自殺，這些問題自然引起人們的關注。有中國學者希望，中國官場應該“更科學一些”。而在社會輿論監(jiān)督的影響力日益強大的今天，中國官員也要努力適應新的變化，積極進行調整。

抑郁逼死不少官員

最近幾年，中國一些地方官員因抑郁自殺的消息多了起來。7月10日晚， 48歲的河北邯鄲市邯山區(qū)區(qū)長張海忠在辦公室自殺，生前他患有抑郁癥，有失眠病史。4月20日，50歲的山東聊城市陽谷縣維穩(wěn)辦副主任陳國慶在辦公室自縊，這位正科級官員“曾有明顯抑郁癥狀”。

與此同時，另一類官員自殺則常常讓人們與官員腐敗聯系在一起。英國廣播公司曾在報道中國官員自殺現象時說， 一些腐敗官員自知無法逃避法律嚴懲而心理壓力過火，或因企圖中斷查案線索、保護“既得利益者”而選擇自殺。日本《周刊新潮》今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中國一種現象逐漸多起來：因貪腐嫌疑而被羈押調查的官僚“突然死亡”、選擇用自殺方式回應警方調查。文章說，中國古話說“一死百了”，對這些身敗名裂的官僚而言，就是“用—死來解決問題”，以此逃避一切。日本Kinbrick網站前不久還列出自2007年至今因涉嫌腐敗問題而自殺的中國官員名單，并評論說，現在來自社會和民眾的憤怒聲給他們造成巨大壓力，特別是民主化時代民眾“對真相的持續(xù)追問”讓他們無言以對，只能自殺了事。

一旦有官員自殺，公眾首先猜測與腐敗有關。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辛向陽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日前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又處在腐敗的易發(fā)期，官員腐敗行為比較多，出了官員自殺的事情，大家很容易這樣聯想。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也表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公眾對官員這個群體整體上的不信任，說明公信力在下降。

談到官場文化，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韓國是一個自殺率較高的國家。韓國統(tǒng)計廳2010年9月公布的資料顯示，2009年韓國自殺身亡的人數占全年總死亡人數的15.1%，其中“公務員和事務性工作從業(yè)人員”為自殺人數的18.5%，排在所有行業(yè)之首，是“農漁業(yè)從業(yè)人員”自殺人數的2倍。韓國公務員自殺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因為牽扯到貪腐問題，接受警方調查，精神壓力過大。今年6月20同，韓國江原道襄陽郡49歲的公務員金某上吊自殺。他在遺書中說，接受了某建設公司的接待費用，但沒有進行其他勾結，希望警方能夠徹底調查清楚。有分析說，官員自殺的情況反映出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體面文化”。另一種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心理健康出現問題。2009年10月至11月間，京畿道先后有2名官員自殺，生前都很清白，家人反映他們“因工作壓力過大，精神狀態(tài)一直不好”。

“在日本做官僚不容易”是日本人常說的一句話。工作壓力大也成為日本官僚“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日本一家社會研究所201O年調查顯示，20%接受調查的政府或企業(yè)行政人員承認自己 “曾考慮過自殺”。日本《新觀察者》2010 年曾說，因社會壓力大，日本官員過勞死、患有抑郁癥、舉止失常甚至自殺的情況非常多。其中，40至50歲的男性基層行政官員更是因壓力大而“非正常死亡” 的多發(fā)人群。2002年，在日韓世界杯即將開幕之前，靜岡縣藤枝市負責世界杯訓練營工作的一位教委課長因不堪重負，寫下“不能完成期望的工作”的遺書后自殺。靜岡縣當地報紙惋惜地說，官員被當成“萬能鑰匙”，過分使用讓他們“心理崩潰”。日本雅虎網站形容一些日本官員是 “不睡覺的丁蜂”：每天早上6點從家里出發(fā)，在漫長的地鐵“通勤”后到達辦公室，然屆是一天“充滿了瑣碎、重復和厭于尊嚴和名譽的執(zhí)著感”進一步推動了官員的自殺行為。此外，日本政治界擁有根深蒂固的“集團文化”，有的官員會因未能完成集體使命或“替人受過”而輕生。日本《周刊新潮》2008年曾對此評論說，日本政壇的一些自殺案顯示的是“冷酷的政治現實”，集團利益和壓力足以讓一個官僚之死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