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fā)表題為《中國腐敗程度不及美國當年》的署名文章，稱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迅即盯上腐敗官員，其態(tài)度與改變美國走向的西奧多·羅斯?？偨y(tǒng)相差無幾。文章引述經濟學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稱，剔除通貨膨脹和物價差異，中國目前腐敗程度可能跟同一發(fā)展階段的美國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變美元價格計算，在兩國人均收入2800美元時（中國1996年，美國19世紀70年代初），美國腐敗程度達到中國的七到九倍；到兩國人均收入7500美元時（中國2009年，美國1928年），兩國腐敗程度大致相當。

溫故而知新。19世紀末，美國在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高速發(fā)展中“超英趕法”，既在短短幾十年里實現了大國崛起，也在其間遭遇到社會誠信缺失、政府公信喪失的空前危機。美國社會在這個由格蘭特、海斯、克利夫蘭等平庸總統(tǒng)執(zhí)政的經濟起飛期，罹患貧富分化、貪賄橫行的“工業(yè)文明綜合癥”30余年。為區(qū)別于全面進步的黃金時代，馬克·吐溫將其命名為“鍍金時代”。

鍍金時代的美國腐敗至少有兩大鮮明特征。其一，社會輿論關注度極高。每天的報紙、雜志充斥著負面報道。其二，腐敗泛化蔓延度極高。由此，走出腐敗高發(fā)期，對社會轉型積弊施以救濟和修正，成了關乎美國國運的大考驗。

1901年羅斯福入主白宮，使美國國家重組獲得頂層設計新機，進步主義改革運動上升至聯(lián)邦層面。老羅斯福立足共和黨黨內改革發(fā)起自上而下的新政，打出四記重拳：一是反托拉斯，禁止“強盜大亨”肆意攫奪社會財富；二是推行預算改革，以預算民主重塑政府形象；三是引導輿論監(jiān)督，通過黑幕揭發(fā)和媒體力量推動進步改革成為全國潮流；四是加強社會治理和改革立法，把解決食品藥品安全、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等問題作為優(yōu)先選項，以治理社會領域腐敗、縮小貧富差距等實效來收復民眾對國家的信心。

1902年，美國礦工聯(lián)合會發(fā)動煤礦工人大罷工，威脅城市取暖燃料供應。最終，老羅斯福在白宮進行調解，結果是工人加薪10%并將每日工時從10小時縮至9小時，首度使政府在大規(guī)模勞資沖突中不站在資方立場。作為引領美國走出鍍金時代的頂層治理者，“羅斯福奠定了公共利益優(yōu)先于財產權原則”，他帶給我們的啟示應被正視。毋庸諱言，如果自下而上的民主監(jiān)督太過激進，可能引發(fā)的反而是極化動蕩而非理性建設。

英美等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分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中與腐敗高發(fā)期不期而遇。但統(tǒng)治集團通過頂層變革和自我救濟應對“大發(fā)展+大腐敗”問題，實現了國家危機的軟著陸。比如，英國19世紀成為世界上首個實行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制定“城市規(guī)劃法”和提出建設“花園城市”的國家。有效的頂層治理成為提高執(zhí)政合法性的前提。

回顧歷史，人們很難不與中國做對比和聯(lián)想。對大國而言，腐敗治理的頂層變革路徑尤為重要。美國學者伊麗莎白·桑德認為，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美國進步時代所呈現出的問題和中國現代問題極為相似。她的建議是：“中國需要一個國家驅動的進步時代”。

權力透支導致的腐敗從來就不是某種制度的專屬品，也不是某類國家的土特產，更不是某個政黨的等價物。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們能做的是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監(jiān)督“雙保險”，負責任、有作為地把它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日前，中央政治局就作風建設提出“新八條”，其治理效能值得期待。▲（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