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開始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這是行政訴訟法實施23年來首次進行修改，本次行政訴訟法修改幅度過半，草案擬增23條修改36條，重點是要解決“立案難、審理難、執(zhí)行難”的問題。（12月24日《法制晚報》）

實施20余年來，隨著權力與權利的交鋒更激烈，刑訴法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實踐層面的弊端日益顯現(xiàn)，開啟大修已是大勢所趨。刑訴法歷來被稱為“民告官法”，這一稱謂本身就蘊含了一種樸素正義觀——蒙受權力傷害的權利，能夠經(jīng)由司法途徑得以救濟，從而依法討回公道。經(jīng)由司法渠道，權利要得以修復，權力要實現(xiàn)歸位，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的博弈格局如何，直接決定行政訴訟法在司法實踐中的成色。以此而言，如果想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破解“民告官”的困境，平衡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乃是根本所在。

從媒體報道來看，刑訴法修改草案，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應。比如，修改草案規(guī)定拒不履行法院判決、裁定，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此修訂將不“民告官”執(zhí)行難的責任，直接落到行政機關負責人身上，確實大大提升了“拒不執(zhí)行”的懲戒威懾。但是，這其中蘊含的某種悖論仍顯而易見——當?shù)胤剿痉ㄔ谑聶唷⒇敊嗌隙际苤朴诘胤秸畷r，嚴懲執(zhí)行難的新規(guī)，恐怕同樣會遭遇“執(zhí)行難”。

因此，除了在法律文本上進一步匡正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的博弈格局，司法改革的同步進行顯得尤為重要。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tǒng)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qū)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應當迅速提上實踐層面。此次修改草案中增加了“高級人民法院可以確定若干基層法院跨行政區(qū)域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應該說也算是某種呼應。而鑒于地方行政權力對于司法審判的干預慣性，以公開倒逼司法干擾的排除，行訴案件的司法公開程度和步伐，也務必加快。

客觀而言，此次行訴法大修，主要側重于在行訴法適應范圍上的擴容。比如，將行政機關侵犯農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行政機關違法集資等納入受案范圍等，都直接回應了社會熱點議題。而從源頭上規(guī)范政府行為的“加法”，仍有較大空間。一個重要標志是，這些年由紅頭文件等抽象行政行為引發(fā)的對于公民權益的傷害現(xiàn)象，乃是行訴案件的一個重要源頭?？梢韵胍?，如果能遏制這個亂源，將比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此次刑訴法的修改只規(guī)定法院可以對于紅頭文件進行附帶審查，而無裁決權力，顯然離源頭治理還有一定距離。此外，爭議數(shù)年的行政公益訴訟，仍未納入到這次修改的議程中去，也與加快破除“民告官”現(xiàn)實困境的期待，尚存落差。

行政訴訟法的設立本身是為規(guī)范政府權力，對于遭遇權力傷害的權利提供司法救濟。但在現(xiàn)實中，由于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的失衡，這一權利救濟力量更顯式微。在這個意義上，行訴法修改，既要回應不斷擴大的行訴事務范圍，更要在壓縮行政權力抵抗司法制衡的空間上做文章。

而歸結到一點，無論是降低公民的訴訟門檻，還是提升司法裁決效力，都應著力于權力歸位和矯正的問題。從這個視角出發(fā)，行訴法修改“制約權力”的理念將要明晰得多，相關的修改舉措也可向公民權利和司法權力做更大的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