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繼續(xù)發(fā)酵，27日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宣布辭職。韓國政壇以其慣有的“悲愴”為這個巨大的悲劇性事件埋單，引發(fā)國際輿論廣泛關注。

坦白地說，“歲月號”客輪沉沒造成300多人遇難或失蹤，韓國政府應急處置、搜救等諸多環(huán)節(jié)暴露了許多問題，引發(fā)家屬憤怒和公眾不滿情緒，政府必須對此負責。

問題是，何種官員該對此負責？是低級別，是部長級還是政府首腦？總理引咎辭職體現了政府最大的問責誠意。鄭烘原在辭職致辭中承認，初期的救援、應對方面有很多問題發(fā)生，自己作為國務總理應對此負全責。

鄭烘原的辭職體現出令世人肅然起敬的“東亞恥感文化”——官員敢于對失誤、失職、瀆職負責，極致者不惜付諸自己的生命，以血腥的方式捍衛(wèi)尊嚴。

筆者首先想到了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盧武鉉總統(tǒng)的政績可圈可點，在任時韓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外交上和金正日舉行了南北首腦會晤。然而，2009年5月，因其妻接受賄賂而遭到調查，遭彈劾而退隱的盧武鉉在老家墜崖身亡，留下“我可以說是清清白白的”“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的簡短遺書。盧武鉉以這種自戕“震驚”而死的方式，向世人證明自己的無辜，著實讓人唏噓。

無獨有偶，2012年8月，時任總統(tǒng)李明博因為一位7歲女童慘遭性侵而公開向國民道歉；2011年9月，韓國發(fā)生大規(guī)模停電事故，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知識經濟部長官崔重卿辭職。

韓國官場盛行的這種“恥感文化”有著深刻的背景。拋卻歷史文化原因不談，二戰(zhàn)后，韓國經濟的迅猛發(fā)展，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地緣困擾，形成了韓國社會敏感、自尊，而又時時充滿危機的意識。

在民間層面，“恥感文化”折射出民眾有血性。曾記得，幾年前為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有大學生當街絕食斷指抗議。

與韓一水相隔的日本同樣也流行類似的“恥感文化”。2007年，時任農林水產大臣的松岡利勝，因為經費管理混亂等問題被國會問責后，最終不堪壓力上吊自殺。

放眼全球，在西方，國家政治責任追究機制并未表現出東亞模式的血腥，更多地體現于個人尊嚴、問責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法律規(guī)定。

在西方，現代意義的政府問責最早發(fā)端于英國。1742年，輝格黨領袖、內閣首相羅伯特·沃爾波，因失去了下院多數的信任而被迫率內閣集體辭職，“內閣失去下院多數信任必須辭職”就成為英國一種不成文的制度。

而今，行政問責已成為西方政治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西方社會已形成一種官員對自己言行和決策承擔責任的文化。從政府到民間，人們已經形成一種政治慣例和習慣性思維，即某官員出現失職、瀆職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損失，或者個人行為不端，該官員就應立即主動出來公開道歉，甚至辭職。

德國是西方把問責制發(fā)揮到極致的國家，“政治潔癖”成為正常官場生態(tài)。1993年，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辭職，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箋為遠房親戚的一個小發(fā)明做廣告；前幾年，德國綠黨主席厄茲德米爾被發(fā)現用出公差積累的飛行里程換機票去度假，被迫辭去議員職務。這兩年，從前總統(tǒng)伍爾夫到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再到前歐洲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其辭職原因居然是房貸優(yōu)惠、學術論文造假等在國人看來“雞毛蒜皮的小事”。

回看國內，問責制和“恥感文化”曾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渡袝ご髠鳌吩唬骸鞍傩詹挥H，五品不訓，則責司徒?！薄妒酚洝ぱ袅袀鳌酚涊d，春秋時期晉國一位一向秉公不阿的典獄長李離，因發(fā)現自己錯判死刑而引頸自戕。

最近，劉亞洲將軍在談甲午戰(zhàn)爭時就曾指出，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秦以后，由于奴化教育，外加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奴化統(tǒng)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于是，恥感文化越來越鮮見于官場，令人嘆息。

而今，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官員問責制度，但從實踐層面看，我們官員的問責與擔當意識與西方和韓日還有不小差距，尚處于1.0階段，可謂任重道遠。

向腸河（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