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走訪深圳基層法院發(fā)現，立案大廳排起了長龍。法院為何會出現年底扎堆立案的情形？一些法律從業(yè)人員認為，這是法院為了確?？己酥械摹敖Y案率”指標而在年底減少立案，案件積壓過多所致。（12月31日《北京青年報》）

“年底清案，沒有辦法。全深圳，應該全國都是這樣。現在立的案件都是2015年的。”這句話是當地一家法院立案庭法官的話語，但也能夠說明法院“年終不立案”深圳并非個案，是全國各地法院的通行做法。

很多民眾將此詬癥歸結于法院的考核制度只注重數據理化，未考慮具體案件的案情復雜情況，認為法官在考核壓力之下，過度追求結案率，會使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者角色淪為了計件工作的辦案機器，

此種爭論好比每到春運，民眾都會一致將回家難的矛頭指向鐵路部門一樣，任你如何采取措施、開放票源，均無法讓公眾滿意，畢竟運力有限、票源有限，面對龐大的歸家大軍，如何滿足。

而法院呢？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一個法院一年只能處理6萬宗案子，但一年卻能收到10萬宗案子。如果不論什么案子，都全部立案，那么結案率低的時候，社會公眾是否會覺得法院效率低，從而對法院產生質疑？

換位思考一下，我國現階段司法改革還處于不斷完善的進程中，對法院工作采取如立案率、結案率等量化考核指標，實則亦是對法院是否作為的一種考核機制，雖會產生一些讓公眾詬病之處，但在目前來說至少起到了對法院工作督促、約束作用，這點是不可否認的。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法院是司掌審判權的“法”院，而不是一個包攬糾紛解決的社會解紛機構，面對復雜多樣的社會糾紛，法院如何落實好“有案必立、有訴必理”，這不僅是法院落實好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更是如何將“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與“不該受理的案件”區(qū)別開來的關鍵。

筆者更愿意認為深圳“年終不立案”之爭，表面看上去是對法院“結案率”考核制度的爭議，實則透露出的是公眾對法律公正渴求的不斷攀升。

受社會條件及法院自身能力所限，審判權有其固有的界限，不可能處理所有類型的社會問題。哪些糾紛需要法院來解決，哪些屬于法律案件，特別是在年終勞動者討要欠薪、各公司及個人追償債權的高發(fā)時期，他們對法院的依賴更甚，也成為年終扎堆上法律的源頭。如何區(qū)別，如何緩解這些群體的矛盾，緩解法院的壓力，還賴于各級地方政府、組織年終加大對民眾糾紛的主動介入，針對性地加大法律知識的普及。

“年終不立案”僅僅是目前司法環(huán)境下的一個產物，它必將會隨著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民眾法律意識的增強而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