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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合并目的是轉變其職能,是一種權力和利益的重組,如何“說服”既得利益者主動適應新的角色,將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不僅要做思想工作,也需要改革的魄力和推進的智慧。

昨天最受關注的新聞,無疑就是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正式公布。此次機構改革,雖然與此前某些民間流傳的版本相比似乎留有余地,但綜合來看,不再保留鐵道部、衛(wèi)生部,組建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大食藥監(jiān)”等大手筆,仍頗有震撼力,有些調整內容也出乎人們的預料。

作為新一屆政府產生并履職前的配套動作,此次力度并不小的“微調”,具有顯而易見的信號意味。這意味著,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改革,正在以更大力度,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成為趨勢,政府將以更大的勇氣自我革命,向市場、社會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嚴格事后監(jiān)管。

具體而言,此次公布的改革方案,優(yōu)先著力于解決現實社會中最緊迫、群眾呼聲最強烈的若干方面,體現了重點突破、務實平穩(wěn)的指導思想。“被改革”的幾個部門,其整合、撤并體現出清晰而強烈的“理順職能”的決策意圖。最明顯的莫過于拆分鐵道部。鑒于各界對這一計劃經濟獨特“遺跡”的爭論,對“鐵老大”的改革一直受到高度關注——從鐵路內部原先的公檢法自成體系,到鐵路法院劃歸地方;從1986年、2000年、2008年三次鐵路改革的無疾而終,到如今徹底的“管運分離”……如今,“交通部管不了鐵路”的奇特景象即將畫上句號,政府的公權力譜系更為合理,而政企分開后的地方鐵路單位也將放開手腳,更好地適應市場規(guī)律和市場需求,有利于激發(fā)內部生機活力。

亦因這種漸進式改革的務實特性,對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我們也不妨厘清幾個概念、明確幾個預期。

其一,我們想要的是“小”政府還是“優(yōu)”政府。這里的“優(yōu)”當然特指“高效低耗”。很顯然,我們之所以一直呼吁“小政府、大社會”,一是以往計劃模式框架下的政府太大、太微觀,擠占了社會組織和市場的發(fā)育空間;二是以往職能部門、公共權力的疊床架屋、“諸侯主義”拖累了監(jiān)管能力和效率。作為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管理難度和復雜程度遠非人口僅幾千萬乃至幾百萬的國家可比,一味強調減少部委數量并不能治本。我們要的“小政府”,絕非“弱政府”,而是要打造一個小而強、小而優(yōu)、小而廉的行政權力構架。

其二,如何讓機構改革的“物理變化”變?yōu)椤盎瘜W變化”。正如專家所言,“不僅要拆廟、建廟,更要讓廟里的神仙換換腦筋”,部門合并目的是轉變其職能,是一種權力和利益的重組,如何“說服”既得利益者真正放棄現有的勢力范圍,主動適應新的角色,將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不僅要做思想工作,也需要改革的魄力和推進的智慧。此次組建的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既精簡了原先重疊的機構(國務院食安委辦公室和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又整合了相關職權(國家質檢總局“管食品生產”和國家工商總局“管食品流通”的環(huán)節(jié)),對祛除目前該領域存在的“屁股指揮腦袋”弊病應能起到實效,利于構筑“大食品安全”的網絡。但如何剝離、重組這些權力,清晰劃分權力的邊界,避免新的“踢球”和“搶球”,仍需進一步努力。

其三,漸進式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引致地方各級相關職能部門的相應調整,如何積極穩(wěn)妥地理順上下管理關系,也將是一篇大文章。

復雜因素,利益纏繞,決定了消除流通領域的“腸梗阻”現象要比想象中難。對此,政府部門應有更大作為。

商務部長陳德銘8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相較于發(fā)達國家,中國的流通費用占GDP的比例過高,大概18%,而發(fā)達國家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下。今年將重點在降低流通費用上下功夫。陳德銘同時吐槽:自己在網購時曾遭遇快遞送貨慢問題,有次給孫女買的元旦禮物1月5日還沒收到,快遞公司解釋稱“政府部門我們不送”。

中國GDP總值是51萬多億元,流通費用就高達9萬多億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不用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僅從日常感受中就可得出流通費用高的結論,社會也對此關注已久。流通費用過高,對經濟的傷害巨大。一方面,扭曲了市場價值體系和價格體系,錢都被中間環(huán)節(jié)掙了,消費鏈條的供需兩端深受其害。最明顯的例子是:菜賤傷農,菜貴也傷農。每當價格出現明顯浮動,沒有哪一方能從中受益,原因即在于流通成本過高。另一方面,流通費用過高還起了變相“鼓勵”違法的作用。有媒體曾隨長途車出行,發(fā)現如果完全按照規(guī)定運輸,在支付行車成本后只能凈賠。如果尋求利潤,就不得不超載。也因此,一些地方還催生了保護超載的非法尋租空間。

流通領域扭曲的價格體系早該解決,但成效不明顯,原因比較復雜。從道路建設歷程看,因為底子太薄,許多公路建設采用的是“借雞下蛋”模式,形成了收費路,一些地方因為寄托在收費路上的利益,又不愿意取消收費或降價。從道路管理看,各省區(qū)各管一段,收費標準不統(tǒng)一,客觀造成了道路資源的浪費。物流總是選擇成本相對低的路段,結果降低了效率,而低效率又通過高費用體現出來。

除了道路運輸抬升了流通成本,產品經過環(huán)節(jié)過多也是問題所在。農產品因城市管理特性無法實現規(guī)模性的點對點運輸,其他商品因為統(tǒng)一配送力不夠而抬高了企業(yè)成本,并通過物流成本的上升體現出來。

復雜因素,利益纏繞,決定了消除流通領域的“腸梗阻”現象要比想象中難。對此,政府部門應有更大作為。陳德銘表示,今年重點在降低流通費用上下功夫。功夫怎么下?

大道路收費和管理環(huán)節(jié),政府理當提起責任,主動介入,通過制度改進,逐步解決收費過高過亂的問題。在配送環(huán)節(jié),政府無需介入過多。只要形成鼓勵競爭的氛圍,讓民間資本順暢進入這一領域,而不是交由國有部門壟斷,進行非市場化的定價,提高全國性配送能力就能較快實現。

希望陳德銘部長的吐槽,能化成流通領域改革的新起點。相關報道見今天03-12版

人民需要的是眾多服務員鞍前馬后地為自己解決社會生活中的諸多現實難題。機構改革,最需要的就是讀懂這個民意。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今天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昨日,央視專訪這一次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中編辦副主任王峰。王峰談到,轉變政府職能要做到四個減少:減少和取消投資項目審批;減少生產經營活動的審批;減少專項轉移支付;減少部門職能交叉。機構調整以職能轉變?yōu)榛A。

與上一輪改革相比,“職能轉變”被寫進方案主題,并確立為改革的核心。社會公眾期待,這一輪機構改革,能否走出歷史上精簡—膨脹的循環(huán)怪圈?

考究這個循環(huán)怪圈的癥結,關鍵就在職能沒有大轉變。依然是機構聚斂著權力,又留有權力的較大裁量空間,機構一時被精簡,但配置各種資源的訴求還潛在著,于是便改頭換面地滋生出一些新的機構部門來掌握權力承接訴求。

權力習慣于優(yōu)先選擇那些能夠輕便得利、出政績的領域。比如,一些微觀經濟主體搞得很活躍,就會陸續(xù)招來諸多部門插手,不少管理又都簡化成交費,交費之后,一切該咋樣咋樣,和權力插手之前沒什么兩樣。而在那些老問題成堆的領域,前些年的地溝油淪為三不管地帶,原因就在于無利可圖,事情又棘手。一個小小的地溝油,最后需要國務院出面統(tǒng)籌出臺意見。

事實上,在行政審批體制改革時,就提出了“兩個新凡是”理念,即:凡是公民能自決的,凡是市場能調節(jié)的,政府都要退出。一言以蔽之,權力不該對微觀經濟主體干預過多,凡是能實現自我管理、運行的,都不應當干預。但是,即使是通過機構改革實現了權力的物理退出,還遠未實現其權力的心理退出。

要使權力實現心理退出,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觀念,變權力為服務。所謂政府職能轉變,核心即在這里。這在理念上很好認知,但在現實中卻有相當的阻力。因為要把權力變成服務,就意味著除非法律許可,權力不可以收費,不可以由個人意志來決定資源配置、處置具體事項。說白了就是不允許權力吃拿卡要亂伸手,不允許權力尋租搞權錢權色各種交易,而是老老實實為社會公眾等各個主體提供服務。

當一些權力還在習慣于收費、尋租、勾兌時,時代的發(fā)展已對權力的服務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相當意義上,推進機構改革,目的也是為了使權力切合時代需要、合乎公眾需求。比如在社會管理的諸領域,在公共服務的諸方面,對公共機構服務的質量、水平乃至藝術,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顯然,還有不少權力并未把準這個脈。

面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問題凸顯,權力如何調處矛盾、平衡利益、化解糾紛?如何使社會秩序運行良好?從交通擁堵,到“環(huán)境敏感期”的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處置,莫不需要權力在服務的理念上和本質上有根本性的轉變,才能使民眾的社會生活暢意而舒心。

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眾反感機構膨脹的實質是反感權力不為民服務,人民不需要那么多官老爺去揮霍自己的血汗錢,需要的是眾多服務員鞍前馬后地為自己解決社會生活中的諸多現實難題。機構改革,最需要的就是讀懂這個民意。

“打鐵還需自身硬”,以“公正”為價值追求的司法對于自身廉潔的要求是與生俱來的。轉型中國更迫切地需要一個干凈的司法系統(tǒng),來凈化被貪腐所污染的公權力。

“兩會”核心議程正在進行中,10日迎來的是最高審判機關和最高檢察機關的工作報告。很多媒體都注意到,在“兩高”報告中,有關反腐的內容被放在了顯眼位置。這被評論為“兩高”“向外界宣示了中國的反腐決心”。

在“兩高”的法定職責中,反腐只占一小部分,但無疑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皟筛摺惫嫉穆殑辗缸锇讣樘帞?,也佐證了中國正面臨的“反腐形勢依然嚴峻”。與報告里詳實的數據相比,劉志軍等一批“位高權重”的嚴重腐敗分子被依法查辦,更以行動表明了中國的反腐既打“蒼蠅”,也打“老虎”。“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絕非一句空話。

當然,民眾在關注司法反腐的同時,更關注司法自身的廉潔。這些年來,“權錢交易”“人情案”等導致的“寬嚴失度”“提錢(前)出獄”等腐敗個案并不鮮見。諸如“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也被反復提及。若司法也腐敗了,反腐豈非越反越腐。“打鐵還需自身硬”,以“公正”為價值追求的司法對于自身廉潔的要求是與生俱來的。轉型中國更迫切地需要一個干凈的司法系統(tǒng),來凈化被貪腐所污染的公權力。

司法何以“干凈”?追根溯源還是要從權力的來源和權力的規(guī)制上去尋找答案。其實,不管是何種司法腐敗,其實質仍離不開“權力的腐敗”。權力本身有著腐敗的天然傾向,司法權亦不例外。

從性質上說,司法權也是一種對社會資源的強制性調配力量,司法活動不僅是對特定公民政治、經濟利益的再分配過程,刑事司法還涉及到對公民的自由權甚至生命權的限制或剝奪。相對卷入司法活動中的關系人來說,司法權無異于利劍當頭,利害攸關。出于利益的考慮,關系人完全可能向司法權的執(zhí)掌者尋求交易,這便為司法權的尋租行為提供了機會與土壤。當司法官員對于利益(這種利益不只是物質性的)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而不能從其正常的職業(yè)收入及職業(yè)聲望中獲得滿足時,便很有可能鋌而走險。

司法腐敗首先應歸結到“人”——在同樣的制度條件下,有的司法官員能保持廉潔,有的司法官員卻被貪欲俘虜。這說明,職業(yè)素養(yǎng)、道德情操仍然有其內在的作用。

當然,強調人的因素并不意味著“制度”就沒有可茲改進的地方。對中國而言,司法構造的不盡科學,對司法的監(jiān)督不盡有效,伴隨著轉型時期民眾對司法的依賴與日劇增,司法腐敗才有了明滋暗長。對司法腐敗的遏制,也應從人和制度這兩方面“雙管齊下”。一方面要遏制司法腐敗,盡最大可能杜絕“因腐敗而成為司法官”;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用相對完善的制度來保障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實現。

寄望一次機構改革,就能一勞永逸,是不現實的。這里的關鍵是,如何更好地緊扣服務民眾的宗旨,如何更好地滿足民眾的需求。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看起來大多是幾大部門機構的合并和職能整合,卻意蘊深遠。因為它不僅彰顯繼續(xù)推進“大部制改革”的理念,同時也更加凸顯了民生這一改革的重要價值取向。

與5年前環(huán)境保護部的升格成立,鮮明指向民眾對環(huán)境問題的關切一樣,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目的則是為了更加利民與便民。重新組建的國家海洋局,整合海警、漁政等職能,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zhí)法,是國計,同樣也是民生,是戰(zhàn)略所向,亦是民生所指。說到底,民眾的關切,即是機構改革的重要考量。

交通品質,是重要的民生訴求。人們所以詬病“鐵老大”,就在于它制約了百姓出行的更多更高訴求。誠然,像春運這樣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巨大考驗,但并不意味著“春運難”等難題就完全無解。從體制設計源頭上理順,就是化解的一個有效辦法。

我們不能否定鐵道部的歷史貢獻,但在海量人口全國范圍內流動加速的大時代背景下,把鐵路的政策規(guī)劃、監(jiān)督管理、建設、運輸經營全部交給一個部門,必然導致其力有不逮之勢。同時,一邊是行政權力,一邊是企業(yè)經營,魚與熊掌如此兼得,最終只會制約服務質量和水平的提升,失去應有的生機與活力。由此,推行鐵路政企分開,乃是因為鐵道部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必然要順應時代發(fā)展的要求和民眾的期待,如此才能最終助力國家前行。

在一定意義上說,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視健康,這正是溫飽問題解決之后的一個鮮明時代特征。這個健康,則日益凸顯一種大健康理念,從食品、藥品到計劃生育,涉及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順應民眾對大健康的訴求,從管理體制層面理順,對接民眾需要,即是機構改革的價值所在。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分別組建、整合各相關職能,既體現了這一價值導向,也使大健康的改革方向更加清晰。

民生需求與民眾關切,涉及衣食住行玩樂用各方面,很多民眾感覺不舒適、不方便的背后,乃是多頭管理在作祟。所謂九龍治水,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意義上,根據民眾社會生活各層面的方便、快捷、順暢、質量等需求,及時調整機構設置,也是改革的題中之義。國家新聞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國家能源局的重新組建,深刻表明了這一點。

改革未有窮期。上層建筑總是需要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機構改革總是需要更多地適應民生訴求。這是一個過程,需要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不斷作出新調整。因此,寄望一次機構改革,就能一勞永逸,是不現實的。這里的關鍵是,如何更好地緊扣服務民眾的宗旨,如何更好地滿足民眾的需求。有體制機制的源頭理順,有管理運行的更加以人為本,才有民生福祉的更多實現。

以往的經驗教訓表明,基礎性制度完善了,會推動全社會的良性發(fā)展?;A性制度缺乏或不健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改革效果,甚至會導致市場失序、社會失范、治理失效。

政府運行法治化、不動產統(tǒng)一登記、統(tǒng)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提交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在部委裁撤與組建的焦點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創(chuàng)新點,那就是注重事關長遠的基礎性制度建設,為改革打牢社會根底。

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A性制度是政府實施有效管理的基礎,也是政府自身運行的規(guī)則,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以往的經驗教訓表明,基礎性制度完善了,會推動全社會的良性發(fā)展。基礎性制度缺乏或不健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改革效果,甚至會導致市場失序、社會失范、治理失效。

從現實層面看,無論是推進政府依法行政,還是建設社會信用、保障信息安全、規(guī)范個人行為,都需要充足而完善的制度供給。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無疑對接了這些現實需求。

在政府方面,健全決策機制、建立糾錯制度、依法履行職責、深化政務公開等一系列制度設計,都是為了讓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從而以法治方式提高行政效能。而在社會方面,這些基礎性制度既關涉民生,又牽動國計。比如,建立統(tǒng)一信用信息平臺、建立統(tǒng)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建立不動產統(tǒng)一登記制度等,都是從制度上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并為預防和懲治腐敗夯實基礎,讓“房姐”“房叔”等難以遁形??傮w上看,從信用代碼到不動產登記,從官員到老百姓,其信息都將納入新的信息系統(tǒng)中,這種廣覆蓋、全納入的方式重構社會信用體系,適應了市場經濟、信息時代的要求,無疑是增進社會誠信的頂層設計。

國際上,一些國家的公民均具有唯一社會安全號碼,信用記錄會跟隨公民一輩子,為其社會信用起到托底作用。我國建立統(tǒng)一的社會信用代碼等制度,是一大突破,其意義不可忽視。正如全國人大代表趙立欣所說,國無信不立,建設一個完整的誠信體系,既為政府治理、社會管理更加科學化、精細化提供了前提條件,也是國家富強、社會和諧的有效保障。

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礎性制度更是至關重要。從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到構筑覆蓋全社會的信用體系,機構改革方案中的各項基礎性制度設計,歸結為一點,就是圍繞“依法治國”來布局。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事關經濟社會發(fā)展和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秩序,促進政府依法行政、企業(yè)依法經營、個人依法辦事。真正做到這三個“依法”,既能為改革發(fā)展保駕護航,更能激發(fā)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動力與活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踐的深入,這些制度的深遠影響將會逐步顯現出來。

今天的改革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注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才能在協同配合中推進。機構改革的基礎性制度建設,正是全面改革思路的實踐。只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在實施中真正貼地而行,就能為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提供更多制度動力,形成推進改革的強大合力。

簡政,是解決職能要么越位要么缺位,避免職責交叉、權責脫節(jié)、爭權諉責的重要一步。此次部委調整和職能歸并,主動“向自身權力開刀”,體現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力度。

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10日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第七輪政府機構改革,簡政與放權并進的改革思路鮮明凸現。

此前六輪改革,解決了政府組織的模型問題,建立了與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較為匹配的架構體系。但是,行政效能較低和制約監(jiān)督體系不到位的問題,依然較為突出。該管的事管不了,想管的事管不好,不作為、亂作為、人浮于事、貪污腐化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這些問題,既對社會和經濟發(fā)展形成制約,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

解決這些問題,政府機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簡政,是解決職能要么越位要么缺位,避免職責交叉、權責脫節(jié)、爭權諉責的重要一步。此次部委調整和職能歸并,主動“向自身權力開刀”,體現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力度。

政府機構改革,更復雜、更關鍵的環(huán)節(jié)是放權。向地方放權,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是本輪改革已經確立的方向,也是攻堅所在。

向地方放權,不僅意味著地方主動權的增強,也意味著地方行政責任主體角色的強化。過去,時常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情況,在一些領域,地方與中央政策打“擦邊球”的現象時有發(fā)生。下放投資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減少合并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guī)模和比例,對于地方根據不同情況發(fā)揮就近管理優(yōu)勢、改善財政結構、減少“跑部前進”有積極作用。同時,權限的增大也意味責任的增強。地方能否優(yōu)化單一發(fā)展模式,避免因發(fā)展導致債務風險上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監(jiān)督機制能否建立起來并有效運轉是前提。

向市場放權,需要實現真正的“松綁”。這次改革提出減少投資項目審批,減少生產經營活動審批,減少資質資格許可,改進評定體系,減少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改革工商登記制度,對激發(fā)市場活力意義重大。讓政策達到預期效果,離不開兩個前提:其一,市場是能夠實現充分競爭的市場而不是偽市場;其二,徹底丟棄松綁的“繩子”,而不是以其他名目繼續(xù)存在。沒有法治體系的健全、市場支配資源的基礎地位,就仍然可能無法動搖行政支配的慣性,特別是在支柱性領域。

向社會放權,需要解決社會組織既培育發(fā)展不足,又規(guī)范管理不夠的矛盾。作為這次改革的一個亮點,逐步推進行業(yè)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行業(yè)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xiāng)社區(qū)服務類社會組織不再需要業(yè)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這對社會微觀管理層面實現由政府管理到政府與公民共管,具有歷史性意義。社會組織的發(fā)育可以自行完成,而規(guī)范管理如何推進?有多大容錯空間?還有待實踐提供答案。

可以說,放權是更深刻的“向自身權力開刀”。沒有對行政權力概念和范圍的重新詮釋,沒有對推進節(jié)奏的把握和及時評估,就難有政府、市場、社會之間關系的優(yōu)化平衡。從這個角度說,政府機構改革只是新起點,政府職能轉變,還未到終點。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日下午在參加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更加尊重市場規(guī)律,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以開放的最大優(yōu)勢謀求更大發(fā)展空間。

習近平對于“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要敢于啃硬骨頭”的提醒,準確且及時。那么,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qū)的“硬骨頭”在哪里?根在利益;如何去啃這些“硬骨頭”?關鍵在要敢于拿刀割自己的肉。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物質極大豐富,國力財力大幅提高,但在資源重組、利益重新分配過程中,也出現一定程度利益固化的格局。在改革初期,由于缺少完備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經濟法律體系,資源配置權限有別,一些特殊群體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普通民眾雖然也共享了改革發(fā)展成果,但相對那批特殊群體而言,受益相對有限。

而在這利益重新分配30多年里成功獲取巨大利益的群體,如今已經在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占有了極大的話語權,在不同的領域對國家的改革發(fā)展、政策制定施加著各種影響。因此,當下改革重點就是要敢于觸及現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切身利益,啃這個“硬骨頭”。

沒有多少人愿意舍棄自身利益,但是,不舍棄一部分利益,就可能導致失去更多的利益。因此,改革更多的時候是利益的博弈,從理性經濟人的思維來看,兩利相較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社會所有群體共同發(fā)展進步,所有人共有發(fā)展機會,始終是社會和諧穩(wěn)定、經濟健康發(fā)展的基礎,也是所有人共同需要的局面。建立這樣一個兼顧公平與效率的規(guī)則社會,需要各群體在利益權衡中互相讓步,既得利益群體甚至需要作出較大的犧牲,這就需要有“拿刀割自己的肉”的決心,也是能否啃下硬骨頭的關鍵所在。

只有經歷陣痛,才會有著對弱者痛楚的切身感受,也才能在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新規(guī)則建立起來之后,體會到付出的快感。深水區(qū)改革“水很深”,但只要不懼水深,勇于進行利益切割,為改革騰出更大空間,轉型期中國的改革前景大為可期。

大部制改革,部門的合并只是一種表象,實質是通過機構的歸并來優(yōu)化行政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在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經濟調節(jié)方面的責任。事實上,這也是當前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方向。

今年全國兩會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按照草案內容,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將把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積極穩(wěn)妥、循序漸進、成熟先行,繼續(xù)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梢哉f,這是對過去國務院機構改革特別是上一輪大部制改革經驗的總結。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已經進行過多次機構改革,但由于歷次改革著眼于機構的分分合合,因而成效有限。5年前的上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首次按照大部制模式來對職能相同或相近的政府機構進行整合歸并,綜合設置,以減少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提高政府效能,從而初步改變了以往機構改革中簡單的“加減法邏輯”,組建了“大部制”為基本框架的政府機構。

但上一輪大部制改革也留下了一些遺憾,主要是合并后的部門職能并未有機整合,內部運轉不協調,職能未徹底轉變,改革未突出戰(zhàn)略和重點,以及大部門決策協調能力亟待提升。這既有改革經驗不足的原因,亦有對大部制的理解偏差,同時,還有整體大環(huán)境的掣肘。

大部制這一概念是從西方國家引入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興起了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重塑政府,再造公共管理部門,由此政府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以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的大部制有它的生成條件,即在一種相對成熟的民主、法治的環(huán)境中形成。而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社會環(huán)境。對政府而言,民主法治首先意味著權力受到極大制約。換言之,在大部制改革中,存在著一個權力約束問題,大部制必以權力受到約束為前提。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所理解的大部制,天生就內含著缺陷。

權力不受約束的大部制可能會導致什么后果呢?過去幾個部門分立,雖然辦事效率低下,但部門之間為了私利,可能互相制約,現在把這些部門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超級部門,原來部門之間的分權就沒有了,權力更加集中。

另一方面,既然大部制是按照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將職能相對接近的部門進行橫向合并,拓寬管理幅度,那么,它也就要求在合并各職能部門的同時,新部門的職能必須跟著轉變。也就是說,大部制改革必須同時要對政府的職能進行精簡和轉換,包括行政審批權、價格管制權、資源控制權和對經濟的干預權都要大幅縮減,通過精簡機構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逐步退出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管理,把更多經濟和社會事項交由市場、社會調節(jié),政府則重點做好宏觀規(guī)劃、政策制定、公共服務及監(jiān)督管理工作,為社會創(chuàng)造一個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切實減少微觀管理和具體的審批事項,從而使政府部門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要求。這才是大部制改革的核心。


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方向

如果大部制改革達不到轉變政府職能的效果,它就會像之前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一樣,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所以,大部制改革,部門的合并只是一種表象,實質是通過機構的歸并來優(yōu)化行政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在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經濟調節(jié)方面的責任。事實上,這也是當前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方向。

作為處于“深水區(qū)”的改革,政府改革是中國全面改革的關鍵。目前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出現的一系列矛盾、問題和隱憂,歸根溯源,是由于政府改革不到位、體制不健全造成的。對于政府改革,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因為,政府改革或者確切地說行政體制改革,涉及黨政關系、政民關系、政企關系、政事關系和政社關系的調整,涉及政府內部權責關系的調整、組織結構的調整和人員的調整,涉及公務員的切身利益,因此,如何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導下,按照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現實,需求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統(tǒng)籌安排,使行政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就顯得非常必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應該是: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民主政治相配套,既符合國際規(guī)則與國際慣例,又兼顧中國實際的公共行政體制。它的主要特征包括科學決策、權責對等、立足服務、依法行政、注重績效、有力監(jiān)督,目標是使政府管理成為一個獲得公民認可、依托公共財政、提供公共服務、滿足公共需求、奉行公共參與、恪守依法行政、承擔公共責任、接受公共監(jiān)督的公共行政體制。

為此,政府管理創(chuàng)新和改革的觸角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入財政民主化改革、行政層級調整、政府間關系重構、民間組織發(fā)展、黨政關系模式再造、制約權力體制的完善等敏感而關鍵的領域,正確處理好黨政關系和政企、政事、政社關系,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力度,繼續(xù)推進政府機構改革,依法規(guī)范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和權限,積極培育和發(fā)展社會中介組織。


政府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當前而言,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做到繼續(xù)減少和規(guī)范行政審批,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推進依法行政。具體來說,就是要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yōu)橹攸c,使政府從經濟建設性主體向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轉變,以此來提供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體制保障;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使政府盡快成為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主體,以此來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以強化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為重點,使政府從部門利益、行業(yè)利益、地區(qū)利益中超脫出來,為社會公平正義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其中,以下兩方面在當下又具有迫切性。

一是依法明確政府的職責權限,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在相關領域的管理權責、政府各職能部門的職責權限、政府職能部門和內設機構各個崗位的職責,做到責任清晰,各司其職,事事有人負責。

二是將財政預算制度改革納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范疇。正如一些學者所說,公共財政是政府管理的基礎,預算體現了政府職能的軌跡。但長期以來,我們將財政預算制度改革游離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之外,導致行政體制改革與財政體制改革相脫節(jié)。其實,預算改革對于政府職能轉變來說是一根重要的指揮棒,對于社會來說是促進公平、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因為沒有預算,政府什么事都辦不成。從這一角度看,財政預算制度改革是政府改革在管理和技術層面的最佳切入點和突破口。

總之,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綜合性和配套性的特點,要求我們審時度勢,把握時機,整體部署,周密安排,統(tǒng)籌協調,積極穩(wěn)妥地向前推進。只有在總體方案設計科學的前提下,才能夠統(tǒng)籌安排和兼顧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和短期措施,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沿著既定的方向分步驟地推進。有鑒于此,有必要由一個超脫部門利益的機構牽頭,組織包括相關專家在內的研討班子,研討和起草政府改革的總體方案,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而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制的改革路徑,可以看做政府改革近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結合點。

用法律為公職人員避免公私利益沖突,劃定更加明確而具體的邊界。

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團審議時說,現在的社會,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務人員和領導干部,要守住底線?!靶闹幸芯次罚朗裁词歉邏壕€,想都不要想,一觸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線。”

對于官商交往之道,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番表態(tài)可謂精到。官商交往必須要有邊界,太多事例告訴我們,一些官員的腐敗,往往就從官商勾肩搭背開始。

如此直白的道理,不難明白。然而,現實中的教訓又非常深刻,讓所有官商交往都恪守公私界限,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杜絕官商勾肩搭背,需要加大反腐力度和制度建設,加強對權力的監(jiān)督;需要通過政府職能改革,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管制等事項,減小官員利用權力尋租的空間。

另外,也要看到,對于官商交往也存在很多界限不清的問題。比如,官員是否應該出席商務宴請,如果出席的話,可以接受的標準是多少,是否應該自費;官員是否可以接受商業(yè)人士贈送的禮物,如果可以,那么,又當以什么標準為宜等。實際上,很多官員和商人一開始并沒有太深的感情,而他們的深入交往,就是從酒桌上開始,由逢年過節(jié)收受禮品加深?!敖z繩木斷,水滴石穿”。很多官員就是這樣最終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當然,還有另一種官商交往,就是一些官員的子女、親屬經商。這更加容易混淆邊界,損害公共利益,影響政府公信。這需要進一步健全相關的回避制度和信息透明制度。

官員和商人打交道,在所難免。商人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們也應該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他們的合法訴求,政府官員也應該傾聽。官商之間正常的交往,如能恪守法律的底線與公私之邊界,民眾自然不會說三道四。

時下,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上談官商交往,許多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官商交往,也說明了如今官商交往的亂象,而且,也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

十八大之后,中央出臺“八項規(guī)定”、“六項禁令”,其中多條內容涉及官商交往。如“未經中央批準一律不出席各類剪彩、奠基活動和慶祝會、紀念會、表彰會、博覽會、研討會及各類論壇”,“嚴禁違反規(guī)定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商業(yè)預付卡……”

這些規(guī)定已獲得一定效果。而從預防腐敗的角度出發(fā),今后仍然有必要完善制度,借鑒國外經驗,制定《政府道德法》,為公職人員避免公私利益沖突,劃定更加明確而具體的邊界。

□致淵(媒體人)

關注2013年全國“兩會”系列社論之十一

檢驗行政體制改革的成效,更應該看政府職能是否真的轉變,是否真的以人為本、依法行政,是否真的讓民眾滿意。

十八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今天,按照公布的議程,代表委員們將聽取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

或許很多人會關注這次行政體制改革“到底會撤并多少機構”,甚至會把撤并機構多少當成是檢驗改革力度大小的標準。其實,這是一種誤區(qū)。盡管具體的改革方案尚未公開,但改革的原則,十八屆二中全會已講得十分明白:以職能轉變?yōu)楹诵模^續(xù)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穩(wěn)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

也就是說,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職能轉變”,并非機構撤并,更不是大幅度的機構撤并。

不要小看“職能轉變”這4個字,說實話,要實現這個目標,比機構撤并難度要大得多。在現行有強大動員力的體制下,要撤并幾個機構,或許只需要一個文件配以安置措施即可實現,但要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殊為不易。

比如,要建設“服務型政府”,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談何容易——“減少微觀事務管理,以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意味著向市場放權;“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更好發(fā)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意味著向社會放權;而“減少審批事項”,意味著要向下放權;“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和收費,減少部門職責交叉和分散”,則意味著政府要主動“削權”并斬斷或多或少存在的利益鏈……

這些“浩大工程”,撤并機構是其中一部分。只有機構撤并的同時,政府職能同步轉變,才能建立起“職能科學、結構優(yōu)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如果職能不變,政府權力不下放,要管理的事務依然繁重,那么,機構改革就難以走出膨脹——撤并——再膨脹——再撤并的怪圈;即便表面上總的機構數量保持不變,但這些機構下面會衍生出一大批同樣被賦予了行政權力的“二政府”。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充分吸取過去機構改革的經驗教訓。

當然,說機構撤并并非核心,不意味著機構改革不重要?,F在的行政體制的確存在著一些部門職能交叉、政出多門、責任不清、效率不高等弊端,這些弊端首先需要通過機構撤并進行糾正。機構改革當和職能轉變同步推進。二中全會提出“穩(wěn)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這意味著,既不能按兵不動,也不能奢望畢其功于一役。

我們早就有“改革進入深水區(qū)”、“改革需要割肉般的勇氣”的說法,那么,行政體制改革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這個系統(tǒng)工程,不可能只是精簡幾個機構、實行大部門制那么簡單。所以,檢驗未來行政體制改革的成效,不能僅僅看行政機構有怎樣的變化,更應該看政府職能是否真的轉變了,是否真的以人為本、依法行政,是否真的讓民眾滿意。這才是“核心”。

城鎮(zhèn)化是當前社會廣泛討論的熱點,也是兩會農民工代表關注的焦點。溫家寶總理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有序推進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yè)創(chuàng)造公平的制度環(huán)境”。在促進“人的城鎮(zhèn)化”過程中,中西部城鎮(zhèn)如何迎接日漸龐大的返鄉(xiāng)農民工群體是一門難題多多的“必修課”。

中國城鎮(zhèn)化正在高速推進,從2007年到2011年,中國大陸城鎮(zhèn)人口由5.94億增加到6.91億,城鎮(zhèn)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很顯然,城鎮(zhèn)化日益成為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生產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強勁動力。但與此同時,高速城鎮(zhèn)化也給我們帶來了種種隱憂:農民工社保、教育、醫(yī)療等障礙難以化解,大量環(huán)境污染等。

這些隱憂不僅嚴重制約了城鎮(zhèn)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也給生存在城鎮(zhèn)里的居民帶來困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走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即以城鄉(xiāng)統(tǒng)籌、城鄉(xiāng)一體、產城互動、節(jié)約集約、生態(tài)宜居、和諧發(fā)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zhèn)化。如何在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程中化解各種隱憂,無疑成了擺在決策者面前的一道嚴峻考題。

就當前現實而言,筆者認為,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程中亟須做好“加減法”。一者,在推進城鎮(zhèn)化進程中,地方政府必須加快轉變發(fā)展思路,真正從“先污染,后治理”的發(fā)展路子,轉向綠色發(fā)展、和諧發(fā)展的健康之路,而這勢必要做適度的“加法”和“減法”,即加入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績考核機制,剝離簡單的GDP政績思維。

二者,在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程中,必須打破各種制度構筑的福利壁壘,化解農民進城的生存隱憂,使戶籍、教育、社保等能夠在城鎮(zhèn)真正落地生根。盡管從“二元”向“一元”實現體制并軌需要大量真金白銀的投入,但于“人的城鎮(zhèn)化”而言,于社會公平來說,都是一道必須選擇做的“加法”。

必須看到,城鎮(zhèn)化的終極目標始終是“人的城鎮(zhèn)化”,沒有城鎮(zhèn)居民的安居樂業(yè),沒有環(huán)境的宜居,再耀眼的政績光環(huán),都注定是一場虛幻的夢。毫無疑問,在轉型期的中國,城鎮(zhèn)化已成為實現“中國夢”的一個注解,能否讓“中國夢”最終從理想走入現實,編織好所有人的幸福生活,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和決心。

本網評論熱詞:政府機構改革

“簡政放權”實際上,讓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地方的歸地方,讓中央職能部門更加注重宏觀管理和法制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讓一個社會的權力和權利,各安其位。

昨日,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作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這個方案清晰呈現了,今后5年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不再保留鐵道部”、“組建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重新組建國家能源局”等國務院機構改革方面的內容,自然是容易引人關注的。

而且,方案幾乎用了同樣的篇幅談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以職能轉變?yōu)楹诵模^續(xù)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并從減少行政審批、發(fā)揮社會力量、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等六個方面提出了10項措施。

無論是從十八屆二中全會到這次的說明,均明確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而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是關鍵。相較于行政機構改革,“簡政放權”是一盤更加值得期待的棋局。

現代政府應該有力地為社會提供各項公共服務,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同時,政府也是“小政府”。政府的權力不能無所不包,什么都管,什么都干。否則,既會抑制社會與經濟的自由與活力,同時,又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問題叢生,權力尋租泛濫。

這次國務院行政機構職能改革將“簡政放權”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說是對癥下藥,要理順和解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方案》提出的措施來看,“簡政放權”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向市場放權,賦予市場更多自由;向社會放權,激發(fā)社會自我治理更大活力;向地方放權,讓地方有更多自主的權力。

“簡政放權”實際上,讓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地方的歸地方,讓中央職能部門更加注重宏觀管理和法制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讓一個社會的權力和權利,各安其位。

“簡政放權”之于民眾的期望而言,就是——今后想創(chuàng)業(yè)辦個企業(yè),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注冊資金;投資個項目,不必蓋那么多的公章;想獻愛心,成立個公益組織,不必要找單位掛靠;一年下來,不必看那么多“跑部錢進”的新聞,也沒有必要那么多的“駐京辦”……

相較于轟轟烈烈的行政機構改革,簡政放權或許于外不彰,但其因為觸及目前的行政權力運行體系,觸及幾乎所有部門的利益,所受到的阻力更大。方案釋放了強烈的改革信號,必然也會遭遇空前的阻力。方案也坦言,行政職能轉變“這項任務更加艱巨、更為復雜?!憋@然,這也是一盤很不容易下的棋局。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氣。

“簡政放權”的一些改革已經在廣東等地先行試點,國務院的改革方案也已經成熟。希望,相關改革盡快在全國逐步擴大、鋪開,盡快釋放行政職能改革的能量,讓民眾和中國經濟在新一輪改革中獲益。

政企分開,可以改變政府在鐵路發(fā)展中承擔“無限責任”的困局;形成“企業(yè)運營、政府監(jiān)管”的鐵路發(fā)展模式,具備最基本的條件。

根據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我國將實行鐵路政企分開,國務院將組建國家鐵路局和中國鐵路總公司。拆分鐵道部,可以說是邁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一步。

客觀評價,鐵道部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也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體制機制轉變滯后,鐵道部政企不分、普遍服務業(yè)務與盈利性業(yè)務不分,不僅成為制約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成為制約鐵路自身更高質量、更快速度地發(fā)展。例如,劉志軍案深刻地反映了鐵道政企不分帶來了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主要領導不受約束,不顧實際地大干快上留下了安全的巨大隱患;再例如,鐵路建設對資金的需求極大,但在政企不分的格局下,在行政壟斷一統(tǒng)天下的情況下,在盈利性業(yè)務前景不明的預期下,大量閑置社會資本很難進入到鐵路投資領域,也不愿意進入到鐵路投資領域,使得我國在金融體制大發(fā)展的情況下,鐵路反而不能借助現代化的金融工具融資,制約了鐵道的長遠發(fā)展。

因此,這次對鐵路管理體制的改革,亮點在于政企分開。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改革的力度值得贊許,鐵道部的政企分開,為政府向市場進一步放權奠定了體制基礎。有了中國鐵路總公司這個企業(yè),就可以明確在鐵路發(fā)展領域政府職能與市場職能,就可以逐步把政府承擔過多、過細的行政管制職能放開、松綁;也可以改變政府在鐵路發(fā)展中承擔“無限責任”的困局;形成“企業(yè)運營、政府監(jiān)管”的鐵路發(fā)展模式,具備最基本的條件。

我們仍要清醒地認識到,鐵道部政企分開,是邁向鐵路市場化的第一步。撤銷鐵道部,更有利于破除鐵路壟斷,為地方、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場,也打開了方便之門。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約束未來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行政壟斷地位,如何區(qū)分其普遍業(yè)務與盈利業(yè)務,將盈利業(yè)務如貨運等,嘗試向市場開放;如何形成社會資本無阻力進入、無阻力障礙退出的機制,讓民間資金公平參與建設鐵路配套設施等,還需要更為艱難的改革。

值得欣慰的是,鐵路改革具有后發(fā)優(yōu)勢,不必再重走一遍其他行業(yè)走過的市場化改革的探索之路。方案不難制定,關鍵仍在于樹立公共利益本位,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繼續(xù)深化鐵路體制改革。

□匡賢明(學者)

今年兩會熱議的話題,城鎮(zhèn)化是其中之一。政府工作報告將積極穩(wěn)妥推動城鎮(zhèn)化健康發(fā)展作為政策選項之一,李克強副總理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同步推進工業(yè)化、信息化、城鎮(zhèn)化和農業(yè)現代化,統(tǒng)籌城鄉(xiāng)協調發(fā)展,形成經濟發(fā)展新格局。種種信息表明,城鎮(zhèn)化將成為今后經濟工作的重要抓手。

中國的城鎮(zhèn)化世界矚目。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城鎮(zhèn)化不僅會為中國創(chuàng)造更多發(fā)展空間,而且會成為世界經濟的驅動力。一些代表委員認為,政府工作報告中“要遵循城鎮(zhèn)化的客觀規(guī)律”的表述,說明決策層對其重要意義、基本原則認識清醒、把握得當,但如果不改變傳統(tǒng)行政思維方式,執(zhí)行層面就有可能出現偏差,把城鎮(zhèn)化唱成“空城計”。

沒有產業(yè)支撐,城鎮(zhèn)化就會“空洞化”。農民是城鎮(zhèn)化的內在動力,他們上樓與否、進城與否,取決于其經濟條件、生活意愿。城鎮(zhèn)化離不開行政力量推動,但基礎性的作用在市場,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績觀,急功近利,一陣風地造城,一個勁地逼迫農民上樓,快則快矣,但終會因缺少產業(yè)支撐而把城鎮(zhèn)化變成農民的夢魘。個別地方迫使農民扛著鋤頭上樓的做法,就是一種警示。

沒有公平制度環(huán)境,城鎮(zhèn)化就會“空心化”。當前,推動城鎮(zhèn)化最為緊迫的問題之一,就是盡快消除農民進城的制度瓶頸,讓農民進得來、有活干、住得下,這顯然要比單純造一座新城需要更大勇氣、更多智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yè)創(chuàng)造公平的制度環(huán)境。不重視人的發(fā)展,沒有農業(yè)人口的市民化,即使進了城,農民也還只能是匆匆過客。

沒有個性差異,城鎮(zhèn)化就會“空泛化”。營造宜居環(huán)境,是推動城鎮(zhèn)化的重要原則。城鎮(zhèn)的規(guī)劃建設需要綜合考慮歷史傳承、環(huán)境特點和功能要求,突出個性,保持風格,不能簡單地拆民居、蓋樓、造城,也不能一味地貪大求洋,搞成城鄉(xiāng)同質、千城一面,否則,就會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失去自我,讓人感到陌生。

城鎮(zhèn)化是中國重大發(fā)展機遇,要將這一最大內需潛力釋放出來,形成經濟發(fā)展新格局,充分估計可能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者系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