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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論爭發(fā)生在30年代，是在大眾語論爭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場論爭導致了最初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其后在共產黨統(tǒng)治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群眾性漢語拉丁化實驗。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在全面開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發(fā)生了第三次論爭。

在毛澤東“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圍繞漢語拼音是采用拉丁字母或音節(jié)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盤“斯拉夫化”以及主張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張上存在爭議。結果毛澤東一錘定音，“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個大爭議是毛澤東有意廢除漢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而周恩來認為對漢字的前途不急于下結論，這就形成了新中國文字改革“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完成當時文字改革的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三項任務；第二步實現(xiàn)拼音化。

在使用繁體字的臺灣，簡化字曾是政治符號，甚至被貼上了“投共附匪”、“忘本賣國”等標簽。但鮮為人知的是，蔣介石歷史上曾兩次大力推動簡化漢字，時間上也早于中共推行的漢字簡化運動。1935年，蔣介石覺得漢字簡化是必行方向，責成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負責。在文字學家黎錦熙等不遺余力的幫助下，同年8月以教育部名義頒布了第一批 《簡體字表》。但這次漢字改革受到強烈阻撓和反對。

國民黨退守臺灣后，蔣介石有意再度推動簡化漢字，此意圖與當時兼任“中央黨史編纂會”主任的羅家倫不謀而合。羅也向蔣立下軍令狀，由他來為簡化漢字游說和造勢。

國民黨中央委員、學者胡秋原一方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臺，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另一方面另辟陣地撰文，激起反對聲浪。結果，胡秋原的主張不僅得到臺灣文史界大部分人支持，甚至一些海外華人學者作家也聯(lián)合起來，共同在報刊上撰文批駁簡化漢字。蔣介石深感此事阻力甚大，便不再提簡化漢字了。蔣的文字簡化計劃再次夭折，而早前的簡化漢字方案在臺灣遂被長久擱置至今。

今天，兩岸的漢字“繁簡之爭”已出現(xiàn)相互排斥、非我莫屬的對立，而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認識到漢字是傳承中華文化的載體，也是漢字文化圈內各國人民的共同文化財產。他們主張互補漢字新天地，避免淪于新一輪意識形態(tài)的愛恨情仇之中。

漢字與民族魂根基

目前，日本文字改革的成功經(jīng)驗和成就，已經(jīng)成為兩岸漢字改革的一種參照系，也引起全球華人深刻的思考：為何大和民族可以成功改革漢字，推廣簡化漢字，也包容繁體漢字，而海峽兩岸為何不能走出意識形態(tài)“怪圈”，做不到繁簡“共存互補”，即大陸推廣使用“識繁書簡”而臺灣推廣使用“識簡書繁”呢？全球華人應牢記：漢字已深深根植于兩岸文化土壤中，它是民族之魂的偉大根基所在，不容怠慢和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