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建議北京借鑒倫敦的做法,研究實施收取交通擁堵費,引來網(wǎng)上熱議。我寫了篇文章支持他的立場,認為按現(xiàn)在機動車的增長速度,不僅是北京,就是其他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收擁堵費也是早晚的事。晚收不如早收。
當然,收擁堵費僅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治理公車。早在2006年,北京的公車就過了百萬。公車泛濫,你收擁堵費人家那里能報銷,最后城里就很可能成了公車的天下。所以,解決堵車問題,政府應該自己帶頭。
按說,在中國這個行政權(quán)力相當集中的國家,治理公車屬于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政府有決心。比如,能否在公開聽證的前提下,嚴格限定公車的數(shù)量?又比如,現(xiàn)在用公車接送官員上下班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那么,能否在這一方面做些改變和突破?如果官員上下班或開會不用公車接送,公車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一般的單位,也許一兩輛公車就可以了。如此一來,對緩解城市交通壓力,無疑會有幫助。
我過去曾寫過幾篇文章,介紹美國的政要使用公交的情況。比如前馬薩諸塞州州長、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杜卡基斯,現(xiàn)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等,都曾帶頭擠公交。騎車上班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例子,中國的官員是否可以借鑒參考一下?
只有當領導的帶頭擠公交,對下面才有震懾作用,濫用公車的風氣才能剎住。另外,乘公車上班,更能幫助領導體會民情,檢查其政績,并加強其為政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理由有兩條。
第一,魚肉老百姓、只顧給開發(fā)商開路的領導是不敢乘公交的。他治理不公,在公交上就會被老百姓堵住。最近我研讀歷史,發(fā)現(xiàn)中世紀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治理得最好、也最發(fā)達的地方是幾個商業(yè)城市,比如阿姆斯特丹等。其中一大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非?!坝H民”。中國古代官員出行前呼后擁,還有人開路。當時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官員,在街上走著就能碰到老百姓。他哪里還敢行亂政?也怪不得,這種城市往往是最有秩序的。
第二,領導乘公交上班或開會不能準點到,這并不構(gòu)成用公車的理由。這一事實恰恰向他揭示了治理的問題。如果不能保證城市公共交通的順暢方便,自己乘公交不能準時,城市還怎么運轉(zhuǎn)?因此,擠公交給領導改進自己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刺激:你把城市治理得越好,交通越舒適順暢,你自己的日子就越舒服,比如早晨上班可以晚出門半個小時。中國古代政治理想講究“與民同樂”,也正是這個道理。
基于這兩點理由,地方政府應該帶頭自我約束,對公車數(shù)量加以限制,并接受輿論的監(jiān)督。同時,官員能否放棄使用公車,也不妨列為政績考察的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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